蔺洪生

　　(上接11月21日15版)
　　日照地处山地丘陵地带，日月在一年四季并非固定在一个地点（山头）升落，而是逐渐南移和北移的，从地面上看，日、月所出，日、月所入也就不尽相同。这从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日云山”（一说“日月山”）陶文图形，可知日照先民在大汶口文化以前就发现并运用农时节气；从五莲丹县土遗址出土的玉璇玑（又称璇玑玉衡），又可知日照先民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由简单的山头历法转入观测天象。考古人员曾在莒县陵阳河遗址发掘点中央，发现寺崮山山峰是春分日观测日出的极好参照目标，这个观测点恰好位于遗址中央一个较高石岗上，春分时太阳升到山峰之巅，就能再现“日月山”（或“日云山”）陶文图景，这一观测点可能是东夷某一部落天文观象台遗址。“用日出方向定春分是一个天文测量方法，在不同的部落或者不同的祭祀观测点，就会利用不同的山，这些观测点就是东夷民族最早的天文台，它们一定会有多处。”（杜升云、苏兆庆《东夷民族天文学初探》）专家进一步考证，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等遗址出土的陶文、双扳鸟形鬶和其它鸟形盖钮，既表明莒地祖先对鸟的崇拜，又显示少昊时期东夷民族天文历法已有较高水平，使我国天文历法的产生可追溯到5000年前。同时，日照先民又擅长由天及地，根据节气安排农耕，使生产方式与天地同频共振，如在立春选种、育秧，清明完成春播、除草、施肥，芒种收割、播种，冬至修整农具、储备种子等，年复一年，运转有序。清光绪《日照县志》亦载：“立春……是日微云，岁熟；阴，则虫伤禾豆；无风，民安蚕麦百倍；东风，吉，果谷盛”，“春分宜栽树木；是日晴燠，万物不成”，“冬至是日风寒，吉；云迎日出，云送日入，来岁大吉”。所有这些，深层的文化精神就是遵循天地四时之序，“变通莫大乎四时。”（《周易·系辞上》）
　　二是趣时和土，粟稻兼作。“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西汉《氾胜之书》）据专家观察，莒地的沂河、沭河、潍河各大河流与黄河流域一样，属于土地疏松、具有肥效的黄土冲积区，极有利于原始生产方式下的开垦与耕作，况且这一地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年降水主要集中在七八月份，干燥的春季适于种植耐旱作物粟（谷子），胶州市三里河街道城子村的莒国都城遗址发现1.2立方米的腐朽粟，岚山区巨峰镇的辛留遗址在东南角鳌台下挖出厚达2米呈泥状的腐化粮食层，表明早在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时期，古人就将野生粟培植成作物粟，成为重要粮食来源。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称为稻作农业，而北方则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称为旱作农业，两种农业类型的分界大体在今淮河一线，但日照古代遗址发掘出的炭化稻打破了这一认识。其中，尧王城遗址在堆积中浮选出10余粒炭化水稻颗粒，把有文献记载的山东地区有稻作的历史提前了约2000年，这一发现开启了海岱地区史前稻作农业研究的先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