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小明
　　这个世上，有很多东西总在慢慢消失。稀缺的植物，父辈的记忆，被城市带走的乡土气息。随着这种“势态”的恶化，年味也越来越淡。还好，人们还会在岁末的几天里跋山涉水，往老家赶，但总有说不出的怅然，好像回不回去也就那么回事。而老父老母也还是老样子，身体不好，满脸风霜，腰越来越弯，就要碰着土了。过年，成了让这一切暂时停止的档口。
　　到了老家，挑好日子，总会去一次集市，这里大概是农村最盛大的集会了。集市上陈列的各种物品，超市里都有，但父亲总是谨慎地路过每一个摊位，从集市的外头逛到到热闹的里头。一年里，也只有这几天父亲不吝啬，吃的，喝的，孙儿玩的，该置办的都置办齐了。年画，也是在这个时候进入父亲的袋子的。父亲的袋子，除了芹菜高高地冒出头来，就是年画了。父亲总是在最后买年画，因为买早了容易被人群挤坏。轻轻卷上两张，用一根细线系好，小心地保护着，人群中，缓缓地钻了出来。
　　集市上，每年的年画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从早期的杨柳青版画，“灶王爷”“财神爷”到后来的明星海报，风景人物花鸟，几乎都是这些。对于父亲来说，不变的是那张“胖娃娃”。在中国，多子多福从来都是父辈的愿望，而这种愿望最直接的载体就是年画了。往往是两张，每张上两个娃娃，一模一样，白白的，胖胖的，一脸的微笑。整个集市，也因为这些胖娃娃而充满生机，那笑从纸上洋溢到人们脸上。这种感觉从父亲的大金鹿自行车到现在
　　的大阳摩托，一路弥漫到村子的瓦房
　　里，挥之不去。
　　回到家里，找个干净的角落放好，父亲就出去宰猪了。这一去往往就是大半天，回来后父亲简单吃点东西，就开始安排明天的活动，“你娘不方便，你贴春联，你哥哥不在家……”他总是不会说出
　　自己要做的事情，而他的一生比
　　任何人都忙。通常，年三十这
　　天，父亲会早早起来，用白面
　　熬点浆糊，不能多也不能少。
　　多了，母亲心疼白面，少
　　了，不够用。快熬完的时
　　候，母亲就过来喊我了。“快点起，你爹熬好浆糊了”。
　　这个早上，通常是顾不得吃饭的，虽然母亲能简单做一
　　些。而父亲的一
　　生大概也是这样，匆匆忙忙，没吃过几顿热饭。按照父亲的吩咐，我总会先去三叔家给他们贴上春联。他们一家外出打工多年，房子空置了，冷清得很，只有年三十这天才能沾点喜气。父亲说，屋里也要扫一扫，尤其床头的位置，不然“胖娃娃”贴不住，你三叔想生儿子想了一辈子……
　　我们家的春联，以前都是哥哥贴，后来我长大了就轮到我。只是那张“胖娃娃”，从来不让我们动手。父亲总会在我贴好春联后，贴那张“胖娃娃”，这时候，我什么都不能做，也不用做，就在一旁静静看着父亲。他跨上小凳子的动作，一年比一年缓慢，扬起的右手也越来越发颤，但是他从来不让我们帮忙，即使他有两个儿子。我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看清他满头的白发，六十一年了，他的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白的，我无从得知。我也从来不相信，一夜之间能让人头发全白，但是我知道，父亲的头发肯定是在夜里偷偷变白的。我的认知里，父亲没有夜晚。别人晚上都在睡觉，父亲的夜晚都是忙碌，睡得比我晚，起得比我早，好像他从来没有睡过觉。我也怕父亲睡觉，因为我担心他睡着就再也醒不过来。我的这种担心，并不是从课本中或者别人笔下获得的，而是我生命里最直接的感受，它是真实而让人深深恐惧的。
　　过了几分钟，父亲才确定好年画不歪，这期间他无数次地调整位置，右手按住，左手微微挪动；左手按住，右手微微挪动。头也跟着歪来歪去，小凳子在脚下晃个不停。我是不担心的，因为父亲做这件事有几十年了，就像我在父亲的摇晃中长大。终于，他决定贴上去，确切地说，是钉上。我们家只有“胖娃娃”年画是不用浆糊的，用那种自制的图钉———一块小小的方形纸板加一枚小小的钉子。父亲一手按住“胖娃娃”和图钉，一手敲打着小锤子，很轻，哒哒哒，哒哒哒，就像草原上刚刚学会奔跑的小马驹。钉完四角，父亲下来，抬起头看看，走到远处，再望望，嗯，其实我们的日子没歪。
　　直到多少年后，我在哥哥家过年，看到哥哥也在贴一样的“胖娃娃”，我才明白，那张年画，那上面的两个胖娃娃，就是我们哥俩。母亲生病后，父亲独自把我们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