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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莒国游钟

  

王媛媛
  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先秦时期,华夏诸国就尤其看重礼乐,至春秋而孔子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而两周尤其西周时期,礼乐文明成为宗法制度得以彰显的重要标志。礼乐两者相依并行、相辅相成。《礼记·乐记》所谓:“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史记·乐书》中讲到:“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由此可以看出,乐既从属于礼,配合礼的施行。同时,礼的实践和推行也要通过乐为载体而达到终极目的。
  随着现代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相关工作的不断深入。学界对于莒文化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特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学海先生曾指出:莒文化有数十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序列发展分明,脉络清晰,是历史发展中没有中断的区域文化。其中莒之礼乐文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相关文献似乎没有发现关于莒乐的记载,可是考古工作中却又发现数量众多、种类新颖的莒文化之乐器。据有关研究者统计,考古所见,山东出土先秦时期众多古国的编钟、编镈等达350余件①。据不完全统计,该时期莒文化的同类乐器已发现80余件②,其中有一套游钟格外引人关注。
  这套游钟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由九只外形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的甬钟组成,整套编钟重量只有几百公斤,挂起来也不过两米多长,钟面的篆带上装饰有变形的蟠螭纹,鼓面装饰有兽面纹,每只甬钟上装饰有三十六枚钟乳凸起。九件钟钲间和两铣面及釪部铸通篇铭文70字,曰:“唯正月初吉庚午,莒叔之仲子平自作铸其游钟。玄谬鋿吕,乃为之音……仲平善……考,铸其游钟,以乐其大酉。圣智龚良,其受以眉寿,万年无期,子子孙孙永保用之。”③根据铭文所写,文中莒叔之仲子平是指莒国国君兹平公,也就是出土编钟墓葬的主人。
  时间追溯到1975年春天,莒南县大店村的村民在耕地时发现了两座莒国殉人墓,同年六七月间,由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市文物组组成文物工作小组对其进行清理,由于2号墓早期被盗,随葬品多残缺不全,残存的也被移动了位置。经过细致发掘,在坑外的地表下出土了这套编钟。除此之外共清理器物九十件,包括四匹马及车马器、陶鼎、鬲、壶、罐、豆、舟、石磬等。这套编钟的出土为专家判定墓葬年代、以及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套编钟比我们平常看到的编钟规模要小一些,按照铭文所示,应该是国君出游或田猎时随身携带。或是因深受兹平公的喜爱,所以去世之后随葬在墓葬中。然而据考古资料显示,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是每个诸侯国国君都能拥有这样的游钟。由于当时铜料昂贵,铸造一套编钟要耗费大量的财力,所以,君王在铸钟的时候往往会遭到大臣们的劝谏。史书《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载:“齐景公为高台,劳民。台成,又欲为钟。晏子谏曰:‘君者,不以民之哀为乐。君不胜欲,既筑台矣,今复为钟,是重敛于民也,民必哀矣。夫敛民而以为乐,不详,非治国之道也。’景公乃止。”由此可见,莒国国君兹平公能够拥有游猎时专用的编钟在当时也是并不多见的。
  历经2000多年,编钟依然保存完好,器形规整,纹饰精美。特别是其上所铸铭文,篇篇70字有韵。据陈世辉先生《金文韵读续辑》考订:“唯正月初吉庚午,莒叔之仲子平自作铸其游钟。玄谬鋿吕,乃为之音。央央雍雍,闻于夏东(东部)。仲平善……考,铸其游钟,以乐其大酉。圣智龚良,其受以眉寿(幽部),万年无期,子子孙孙永保用之(之部)。”④全铭文15句70字分押:东、幽、之部,凡共8韵。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的莒文化编钟,不但讲究铸造规整,音律和美,而且还追求文字篇章韵律之美。
  古时青铜编钟制作难度大,不同于铸造一般的青铜器,由于对敲击的声音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在铸造的过程中,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瑕疵,都有可能导致功亏一篑。铸造编钟所用的成分是一种合金,以铜为主,加入锡和铅。锡能提高编钟的硬度,但是加多了会使编钟变脆;铅可以使钟体耐击打,但加多了会影响整体的音色。因此,在铸造编钟的合金里,铜、铅、锡的比例要十分精确,这样才能铸造音色优美、经久耐用的编钟。值得一提的是,兹平公墓中的这套游钟是一套双音钟。顾名思义,双音钟是在同一个甬钟上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