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绪海
　　近读王成一教授写的《彼岸花未开》一文，内有一段关于“因果报应”的文字写得十分精彩。为了不曲解王教授的原意，以免有断章取义之嫌，现将这段文字引述如下：
　　“（小说）结局将因果报应思想展示得淋漓尽致，但实际上作者太天真，太不符合实际，或者说太浪漫，这种因果报应显然是作者的理想，是缺乏对中国文化和现实充分思考研究导致的。在中国，因果报应只能欺骗、麻醉善良的人们，真正善良的人们很难得到好报，坏人、恶人也从来没有得到恶报，恶人、坏人也从来不会忏悔、不会束手就擒，更不会放弃逃脱。”（详见《黄海晨刊》4月26日第15版）
　　王教授这么看待“因果报应”，肯定有他的道理，他谈到的“真正善良的人们很难得到好报，坏人、恶人也从来没有得到恶报”这种现象，现实生活中也可能存在。但是，他这个观点显然有些极端了，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嫌。只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就不难发现，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是一种必然规律。
　　唯物主义者通常把“因果报应”当作典型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批判。但是，他们是认同因果律的，因果报应和因果律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属于不可知论，后者属于可知论。唯心主义者认为，“举头三尺有神明”，冥冥之中有定数，“行善积德与行凶作恶存在着因果循环报应规律”。而唯物主义者认为，这种所谓的定数并非“神明”作用的结果，而是一种客观规律的反映。
　　事实上，对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这样的观点，无论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都是认同的。只不过，他们认同的理论依据有所不同，前者认为因果是一种客观规律，后者认为因果是天意注定。
　　大部分中国人相信因果报应，倒不是因为受到了佛教宣扬的“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的影响，而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斗争中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得出，因果报应论是一个很靠谱的理论。
　　当然，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因果报应错位的情况。中学有篇选自《国语》的课文，叫《叔向贺贫》，其中就讲到了这样的故事。
　　最初，晋国的栾武子很穷，穷到连祭祀的器具都备不齐全，但是凭着他良好的德行，感召各路诸侯都来亲近他，从而带领晋国走上了国泰民安的正道。到他儿子桓子时，桓子骄傲自大，犯法胡为，劣迹斑斑。如果按照因果报应理论，这样的人就该遭受祸难，但是这个桓子却侥幸得了善终。叔向认为，桓子的善终，是因为人们感念他父亲武子的余德所致。他逃过一劫，并非因果律没起作用，只不过是“因”在其父的良好德行而已。等怀子继位时，怀子励精图治，摒弃其父劣行，重新恢复祖父的良好德行。按道理讲，这样的好人应有好报。不幸的是，受到其父桓子深重罪孽的连累，怀子最终不得不逃亡楚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某些好人没有得到好报，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就像我们常说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样，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个人如果坏事干多了，不仅会报应在自身，更可怕的是会殃及子孙——— 怀子的悲剧就是其中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因果报应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并深深地渗透于历代文学作品之中。尽管这种思想有可批判之处，但是王教授认为“因果报应思想……是（作者）缺乏对中国文化和现实充分思考研究导致的”，这一结论并不正确。他把因果报应论当成“欺骗、麻醉善良的人们”的一种政治谎言，其本身就有失浅薄，让我们不能不怀疑，这是他“缺乏对中国文化和现实充分思考研究导致的”。
　　另外，王教授文中所言的“恶人、坏人从来不会忏悔、不会束手就擒，更不会放弃逃脱”，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事实，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能不能逃脱得掉，由不得这些坏人、恶人说了算——— 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坏人、恶人是逃脱不掉历史的审判的。
　　因此，不管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都应对因果律心存敬畏，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诸善奉行，诸恶莫作”。只有这样，才能有一个好的未来。那些“天不怕，地不怕”、对自然规律都敢“无所畏惧”的人，迟早是要受到必然惩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