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君
　　不只李白这样。这类情调闺怨，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位士人笔下。古代所有这类诗，情感倾向皆是下沉的、幽怨的、冷色调的、无奈的。
　　皇权社会是彻底男权社会，女人无独立人格。三纲之“夫为妻纲”，对应“君为臣纲”。夫妻亦是一最小君臣格局，一个最无权男人亦有可能在一个女人那里略微体验点皇帝之尊之威。君恩似流水，妾命若落花。她们是永远沉默的人，实际上连闺怨也发不出来。以“修齐治平”为己任、信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须眉男子，却从中发现了“诗意”宝藏。他们人人乐于为这些可怜女人“代言”。无穷无尽的闺怨诗，全出自男人笔下。并非女子求其代言，而是须眉大士乐此不疲。代言目的，又并非解救怨女。所有代言诗，既不会为所有女人亦不会为某个女人解决一丝一毫问题。为怨女代言，却纯粹出于男人的抒情需要。代来代去，没把女人心声代出来，只是把自己代进去了。就像梅兰芳化妆扮演女人，进入角色了。代言，正是一种化妆抒情、化妆演出。可见，士人有种隐性心理需求，非此途径不能获得满足。古士人婢妾心态是普遍现象，而非个别现象。这是皇权时代文学史文化史上一道特色景观。
　　李白闺怨代言诗如此之多，令人瞠目。
　　由来紫宫女，共妒青蛾眉。（《古风》四九）
　　君子恩已毕，贱妾将何为。（《古风》四四）
　　失宠于玄宗，是对李白首次沉重打击。玄宗以赐金放还方式作了淡化处理。李白回避“失宠”实质，只说遭谗妒。借代言“抚摸”皇上事实上已是鞭长莫及，本质上只剩下抚摸自己的痛苦了。安旗等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将李白大量闺怨代言诗系于翰林待诏时，符合这一事实：处宫中最易生婢妾之思。其实这些诗未必皆写于宫中。古士人一生任何时候都可能写此等诗。只是身处宫中，会特别热衷一些。
　　陈阿娇在汉武帝那里得宠又失宠的遭遇，成为后世一再吟咏母题。李白就反复吟及，且从中得出不无“哲思”的结论。“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妾薄命》）。“以色事他人”好景不长，以文事君又能如何？《妾薄命》为曹植创立乐府杂曲，李白这是依题立意：君恩无常，妾妇薄命。曹植作为帝王之家大才子，一旦处于臣子地位，照样婢妾心态昭然。“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曹植《七哀诗》）“君”不敞开怀抱，“妾”空有投怀送抱之愿也。
　　相对于卑弱女人，男人总把自己视作大丈夫。而面对皇权，大丈夫又成非独立人，亦处依从依赖的偏位贱位。纲举目张，“纲”在皇帝手里攥着。正如每位女子是潜在弃妇一样，每位臣子亦是潜在弃臣。这样，须眉男子变身为幽怨的依附的温顺婢妾，就非不可思议之事了。就像婢妾惯于以柔媚卑弱示人，士人亦惯于以柔雌示君。“伴君若如伴虎”，需小心谨慎，动作温柔。一头猛兽若屈服于另一头猛兽，就用压低身高缩头缩脑这一躯体语言示弱。当你化妆或化身为婢妾时，对方即使不是愉悦的，也是感觉安全的。怨妇固然会唤起士人怜香惜玉之情，更易唤起的却是一己身世之难言之隐。旷男怨女之情，对应的是孤臣孽子之心。
　　李白又有代言长诗《白头吟》，将陈阿娇、卓文君放在一起玩味。“此时阿娇正娇妒，独坐长门愁日暮。但愿君恩顾妾深，岂惜黄金买词赋”“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条羞故林”“覆水再收岂满杯，弃妾已去难重回。”缠绵婉转，力不能支。
　　每个怨妇都有具体的无情郎，皇上却是臣下共有的无情郎。皇上，掌握最大权力的人，自然成人间最大情种，只有他能拥有对他人的施宠权与无情权。既然集赐恩、赐宠、赐死诸权于一体，臣下以婢妾心态款待皇上就是必然。皇上的喜怒哀乐，就是臣子的荣辱升沉。龙颜一怒，谁不丧魂落魄。在代言诗中，士人有意无意间挑开了皇权政治与人性、性别交织而成的秘境。心有怨恨委屈，与皇帝威权展开对话却无可能，借卑弱姿态的代言，既向君王抛去一个幽怨的媚眼，又对政治与人生挫败进行一番咀嚼与宣泄。
　　（连载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