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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上)
——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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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军
  从2010年作品发表以来,《中国在梁庄》在新世纪中国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大大超出了作者的预料,为其带来极大声誉。紧随其后出版的《出梁庄记》,作为《中国在梁庄》的姊妹篇,延续了《中国在梁庄》的出版奇迹,创造了乡土中国文学写作的“当代传奇”,在新世纪中国文化界连续刮起思想的旋风,乃至在欧美文化界引起了精神的回响。梁鸿在这两部作品中所叙述的“梁庄”,不仅逾越了文学的界限,而且进入了社会学、文化学和思想史的诸多领域,成为继“费孝通的江村、梁漱溟的邹平、陶行知的晓庄和于建嵘的岳村”之后,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史、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学史都不可逾越的新世纪乡土中国的精神缩影。正所谓,不读“梁庄”,何以认识农村?何以认识当代乡土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梁鸿叙述的“梁庄”,是重新认识这个庞然大物般正在发生着“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古老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一把精神钥匙,是照亮面目模糊、杂乱无章而又混沌幽暗的被现代性遗忘与遗弃存在的一道精神之光。因此,从乡土中国百年来文明转型、文化变迁和审美嬗变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梁庄”,阐释梁鸿所建构“梁庄”的巨大精神意义和价值,将不仅仅是像梁鸿一样的艰难重返故乡的思想之旅,也是对梁庄叙事所裸露的乡土中国灵魂的探魂、追魂与铸魂之旅。从梁鸿所描述的梁庄生活出发,我们不仅触摸到微渺而又坚实存在的生命之根,而且感受到广袤的大地上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

梁庄:无法安放灵魂的故乡
  梁鸿是以故乡女儿的身份重新进入梁庄,这就注定了梁鸿与梁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割不断的情感联系。这片土地里有着来自生命记忆深处的美好记忆,也是一生都抹除不了的刻骨铭心记忆。梁鸿对梁庄的书写,是一种对生命之根、情感之魂的精神追寻之旅。故乡、家园、亲情,就是从未断绝的古今中外的、永恒的文学母题。但是,这对于21世纪初期的梁鸿而言,显然遇到了极大的难题。故乡已经发生了从未有过的质变!那个山清水秀的梁庄,那个河岸开满菊花的湍水,那个有着大片大片浓密树林、湖上有成对野鸭的湖洼,都统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黑亮亮的,像汽油,像常年擦拭、却从来没洗过的抹布的颜色”的“黑色流动”的河水。梁鸿一方面向我们展现回忆中带有鲜花、灵性诗意的梁庄,另一方面向我们展示当下的、现实的、建立在黑色淤泥之上的污浊梁庄。这对于作者和读者而言都是一种严重的“迷失”和“触目惊心”的“异乡异地之感”。这正是梁鸿这种现实和回忆对比叙事所带来的既冲突对立而又消解融会的独特艺术魅力。而能让这种截然不同的矛盾消解的东西,就是对故乡、大地与亲人的绵绵无尽的怀念之情。所以,《中国在梁庄》一书体现了一种独特的结构张力和叙述艺术魅力,而其最大秘诀就是梁鸿作家所灌注于梁庄、灌注于整个梁庄叙事的无限眷恋的“女儿之情”及其所带来的饱满的生命之气。
  “变质的”梁庄,不仅是体现于对有形的自然地理空间的污染,而且更隐蔽地表现为对乡土文化内核和生命肌理,乃至是对文化魂魄的致命伤害。几百年前,梁家兄弟带着七个儿子来到梁庄定居,几代下来,已经发展为150多户的640多口人的村庄。这是中国北方很多村庄的发展史缩影。时至今日,这种一代代繁衍生息的乡土中国村庄发展史被彻底打破了。梁庄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了大规模进城打工的新生活。人去屋空、夫妻分离、父母与子女分离已是“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乡村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也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昔日的“教书育人”的梁庄小学如今变成“梁庄猪场”,感受到曾生机勃勃的梁庄正在走向颓败衰落的腐烂气息。“对梁庄而言,随着小学的破败,一种颓废、失落与涣散也慢慢弥漫在人们心中。在许多时候,虽然它是无形的,但它最终却以有形的东西向我们展示它强大的破坏力。”
  可贵的是,梁鸿在发掘这些乡村隐痛的同时,还力图进入乡村文化深处的精神内核,从跳动的文化脉搏去把握21世纪乡土中国伦理文化心理结构的内在裂变。“村庄的溃败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个性与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新世纪以来中国村庄与日俱增的消逝,不仅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乡土中国乡民千年日常生活景观的彻底打破,而且是千百年来乡土中国文学审美所依赖和凭寄的艺术母体的消亡,乃至是中华民族千年文化母体与宗族血缘根脉的断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鲁迅《故乡》开始的现代性之殇,百年乡土中国的“村庄”文学史被迫走向终结与消亡,而“梁庄”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具有根本性质的巨大历史转折处。
  “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对于梁庄人而言,对于21世纪的乡土中国,这将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痛苦的蜕变过程。何以化解,何以慰藉?何以助力?梁庄未来的道路,乡土中国未来的道路在哪里?这是梁庄“女儿”梁鸿和我们每一个关心乡土中国,关心第三世界的人所追问与思索的时代性、中国性与全球性问题。
  (作者简介:张丽军,日照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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