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飞
　　追溯道的大源，无疑应是伏羲氏的太极八卦和姜太公的《易经》，这是天道的源头，是天文学的源头，同时《易经》也是儒家五经之首，道家三玄之一。道教人士把《易经》当做基础经典而广泛地探讨、演绎和应用成为后世之大统。后人将老子视为道教的创始人，然而道作为一门学派，真正的创始人无疑是姜太公。一是姜太公早于老子几百年启悟天道，二是姜太公避纣修道几十载是有历史记载的，是真正道行第一人。汉班固曰：“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阴符经》正是姜太公悟得大道成熟期的纲领之作，其俯察万物高度的统摄和概括能力，千古一人，非常人所及，这也正是朱熹仰望《阴符经》发出“非深于道者不能作”感慨的原由。
　　关于《阴符经》与《六韬》。
　　《阴符经》通篇全部以军事术语写成，初看宛同兵法典籍。《阴符经》说“至乐性余，至静则廉”，意指军队里兵士一味追求快乐就必定成为厌战无勇的“散兵”，而对百姓必定又是暴虐凶残之徒。作为军人就得使之“心静”，做到“心静”心无旁骛须用“道和术”来治军，使之达到“静”。武圣太公的治兵精神就是恩威并济信赏必罚，要恩罚得当，反对滥施恩惠。《六韬》（文韬·赏罚）太公曰：“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一陰一化矣。”
　　《阴符经》说：“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意思是说，恩以害生，无害则无恩。如“置之死地”是“害”，但同时也是“生”的巨大动能和基础，因此也是“恩”；人不经“害”则不知真“恩”，不历严则不觉宽，故恩生于害，害又生于恩。《六韬》文韬·明传：“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可见，《阴符经》《六韬》所阐释的五行相生相克的“道起”内因是相通同源的。
　　《阴符经》说：“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太公《六韬》（龙韬·论将）“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所以，在《六韬》（龙韬·励军）中，姜太公进一步强调治军的关键在乎治将。太公曰：“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将不身服礼，无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涂，将必先下步，名曰力将。将不身服力，无以知卒之劳苦。军皆定次，将乃就舍，炊者皆熟，将乃就食，军不举火。将亦不举，名曰止欲将。将不身服止欲，无以知士卒之饥饱。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故三军之众，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太公《三略兵法》（上略）：“兴国之师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以寡胜众者恩也。以弱胜强者民也。故将之养士如养自己之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阴符经》的治军“至静之道”的思想，《六韬》《三略》都一一落实到具体的治军的“法”中得以实践，治军立于不败之地唯有修道而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