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感染结核病菌的人数为5.5亿人，这些人中大约5%—10%最终会得结核病。在国内，一个普遍的现状是，面对不断变化的结核病疫情，许多医院只能拿出140年前左右的诊断方法、接近百年前的疫苗和50多年前研发的药品。作为一种古老的传染病，肺结核离人们并不远，并以一种新的面目威胁着我们的健康。

1 最成功的传染病
　　从得病到康复，肺结核患者韦超用了39个月的时间。这其中，包括20个月无间断地输液。每天，看着药物顺着白色的输液管一滴一滴流入体内，韦超并不是很确定，自己是否距离健康又近了一步。
　　隔离带来的距离感比这更难以忍受。为了方便治疗，韦超只好在成都市传染病医院附近租了房子，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去医院输液，妻子则负责照看他。他不是没想过在家附近进行治疗。韦超出生在四川自贡农村，有几次回家去乡镇医院输液，对方一看他的用药就将他“劝”出了医院。亲戚朋友们更是不用提了，关系已经断得差不多了。
　　在得病之前，韦超从未想过肺结核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毕竟这是非常古老的一种传染病。按理说，即使没有完全被消灭，那也应该有有效的应对措施。事实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也认为肺结核已经完全被征服——— 随着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和乙胺丁醇四种抗结核药物的诞生，结核病患者的死亡率和患病人数都迅速下降。
　　何况，人们还有肺结核疫苗卡介苗。新生儿基本在出生的第一天就会被安排注射卡介苗，我们很多人的手臂上遗留的永久性圆环状“卡疤”就是卡介苗的印记。
　　然而，肺结核这场隐形的瘟疫，仍然不断地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卡介苗对人们的保护是有限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说道，卡介苗对于预防重症结核，如小儿粟粒性结核病、结核病脑膜炎比较有效，但不能预防原发性感染，更重要的是不能 预防肺部潜伏感染的再发。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结核病报告》，全球每年约有1000万名新感染结核病患者，发病率为133/10万。其中，中国的估算结核病新发患者数为88.9万，估算结核病发病率为63/ 10万。并且，结核杆菌开始以一种更加顽强的面目来侵袭人类：结核病变得越来越“耐药”，传统的一线治疗药物对结核病菌不再有效。这几年来，耐药性肺结核患者的比例却越来越多了。

2 昂贵的费用
　　韦超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变成耐药患者的。李亮说，一般肺结核耐药性患者包括原发性耐药和继发性耐药。原发性耐药即是患者感染了耐药菌；而继发性耐药是跟用药方案不合理等因素相关。
　　现在看来，韦超很可能是继发性耐药。起初，他只是以为自己感冒了，买了些感冒药来吃。但20多天过去了，他还是咳，就去一家公立医院拍了个胸片，医生说是肺炎，输了一个星期的液。之后，医生告诉他没有问题了。韦超觉得不放心，想重新做个胸片复查一下。结果，片子上已经能看到他的肺部有阴影，这时候，医生才怀疑他可能得了肺结核，劝他去大医院检查。
　　为了在体内找到病菌，韦超先后做了四次纤维支气管镜，最终才确诊。在国内，一个普遍的现状是，面对不断变化的结核病疫情，许多医院只能拿出140年前左右的诊断方法、接近百年前的疫苗和50多年前研发的药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原政策规划部主任姜世闻告诉记者，一种被称为GeneXpert的诊断技术可快速灵敏地检测出结核杆菌感染和利福平耐药性，是成本效益较高的一项检测技术。“一般两个小时就能检测到细菌，阳性率能达到60%左右。”姜世闻告诉记者这样的设备售价昂贵，一台的价格就在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目前只在国内大的医院才有，地方医院根本用不起。“用这个设备做一次检测费用在六七百块钱，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所以患者根本不愿意使用。”姜世闻表示，“中国每年预估新增7.3万耐药结核病患者，但是每年发现的只有1万多，发现率只有约16%。”
　　而高昂的治疗费用成为横在耐药性肺结核患者面前的一道生死坎。为了治病，韦超将打工赚来的十几万元钱全部投了进去。加上家人给的费用，他已算不清到底花了多少钱。“普通的几种一线结核药物是免费的，但对耐药患者来说，这些药物不管用，就只能吃二线药物。”
　　韦超很熟悉肺结核药品的价格，利奈唑胺一颗的价格要300多元，一个患者每天要吃1—2颗；对氨基水杨酸钠260元一瓶，一瓶能吃5天左右；莫西沙星价格相对便宜一些，但也要30元一颗。最新推出的药物贝达喹啉，对耐药性肺结核表现出了很好的效果，但美国的定价是200美元一片。李亮曾针对贝达喹啉算过一笔账，“如果连续吃6个月，差不多是188天，每天一片，半年下来的费用就是20多万元，很多病人是吃不起的”。
　　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助理教授龙倩曾在江苏镇江、湖北宜昌、陕西汉中三地做了有关肺结核支出的相关调查。她发现，在人均年收入（RMB）低于4369元的绝对贫困患者组中，治疗自付费用超过年收入10%的高达82.3%；在相对贫困组，即人均年收入4369—12647元的患者中，超过10%的达52.2%；在人均年收入超过12647元的患者组中，超出10%的也有31%。“某种程度上讲，肺结核仍是个穷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结核内科副主任医师黄麦玲表示，病房里有很多患者为此只能购买印度的仿制药。

3 潜伏的风险
　　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结核病组副主任钱秉中曾提到过一组数字，他说，按照欧洲的研究结果，一位结核病患者一年可以传染给10到15个人。但倘若放到人口密度更高的中国，这样的传染速度可能有些乐观了。
　　2010年，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现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感染结核病菌的人数为5.5亿人。“感染不一定会发病。”李亮告诉记者，结核杆菌进入身体内有三个结局：如果人体抵抗力特别强，可以将细菌杀死；反之如果个人免疫力较弱，细菌就会在人体内大量繁殖，最终个体感染肺结核；“倘若细菌和人体的抵抗力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结核杆菌就会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等到人体抵抗力状态下降，它会再次苏醒”。李亮说。
　　结核病的这一特征也使得人们面临更多的风险。胸科医院医生李亮，他发现，肺结核患者的群体特征已经有了变化。“在我们传统的印象里，肺结核患者一般都是以农村青壮年为主，他们因为居住和工作环境差，免疫力低下，最后发病，但现在老年人群体在显著增多。”李亮说道，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已成为结核病的重点防控人群。“一方面是因为人年纪大了以后免疫力降低，原本休眠的结核菌就会活跃起来；另一方面则是老年人很容易得肺部疾病，所以即使得了肺结核也很难被发现，从而导致老年人之间的传播。”白领群体则被视为第二重点人群。李亮解释，这一方面是因为拥挤、密闭的办公室环境导致肺结核容易传播，另外，不良的作息习惯也给了肺结核以可乘之机。
　　事实是，对于中国来说，肺结核防控仍带来很大的挑战。李亮认为，这需要制定法律，从传染源方面下功夫。“国外的耐药病人是不能到医院外面去的，而国内则是患者到处走动，没有法律层面的规定，根本做不到。”从治疗上讲，日本的做法受到了推崇。上世纪60年代，日本对结核病采取医疗费用全免的措施，由医保和政府专项经费分摊。在此举措下，从1965—1978年，10年间日本肺结核报告下降率都达10%。
　　2014年痊愈以后，韦超开始参加一些肺结核的公益活动。有一次，他跟一些病友去医院附近发传单，宣传普及肺结核知识。他们遇到一些患者家属，韦超告诉他们肺结核传染性很大，家属照顾患者，也要戴口罩做些防范。没想到家属反过来说韦超“制造恐慌”，“她说孩子的父亲是结核患者，自己照顾了十几年都没有患病，现在儿子得了病，自己照顾起来也没事，这个病并不可怕”。
（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