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队的五莲山区，主食是煎饼。在那个年代，山区主要粮食品种是地瓜，小麦和其他五谷杂粮很少。因此，小山沟里的乡亲们每日三餐吃的主食都是地瓜干煎饼。
　　每年秋天收地瓜的季节，老老少少齐出动，陆续在一片片“大寨田”里，架起一台切地瓜干的机器——— 木制的架子上安装着一个大约脸盆大小、金属的圆形刀片，刀片右侧有一把手、左侧有一锥形木箱体，刚刚刨出来的地瓜放进这个箱子里，当人们顺时针不断地摇动把手时，地瓜就被切成大约0.8厘米厚的地瓜干。那个场面相当动人：刨地瓜的抡起镢头，拾地瓜的紧跟后面，地瓜不断地倒进机器中，一片片雪白的鲜地瓜干飞上飞下，煞是好看。
　　之后，被人们摆放到地边的岩石上晾晒。远远看去，一堆堆红色的鲜地瓜、一片片雪白的地瓜干，欢歌笑语，一片丰收景象。
　　几天后，鲜地瓜干晒成了地瓜干，分到各农户家中储存起来——— 这就是一家大小生存的口粮了。
　　我刚到李崮寨时在刘太臻家中搭伙，他的老伴加上四个儿子六口人，一次烙上二百个煎饼，也只能吃上四天左右。所以，刘婶子带着孩子四天就要推一次磨、烙一次煎饼。
　　农村的女人真是不容易，她们白天与男人一样上坡下地干活，只是比男人早走一个时辰回家做饭，晚上要挑灯为男人和孩子们的衣服缝缝补补，每隔几天还要在夜里2点左右就起床推磨——— 天明就要支起鏊子烙煎饼。
　　那时候的我虽然小，但也深知在别人家里吃住需要付出的道理，总等着吃现成的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可以说不成体统，当地的女孩子从七八岁就开始学做这些活了，何况刘婶子家没有女孩。虽然刘婶子不让我做这些活，但我不能老吃现成的。
　　一天早晨，我发现刘婶子正在跐碓（把地瓜干打成碎片），知道她要泡地瓜干、推磨、烙煎饼了。
　　第二天凌晨，睡梦中我听到院中的磨在“吱吱咕咕”地响，就一骨碌爬了起来，穿好衣服来到院子里，看到一盏小油灯放在窗台上，刘婶子和她的二儿子抱着磨棍，正在围着磨台使劲地推着磨，一边推一边往磨眼里添着已经打碎、泡好的地瓜干。
　　我赶忙上去抢婶子手中的磨棍，婶子说：“丫来，（当地农村对自己女儿的称呼），你不行，这活你干不了。”
　　在我的坚持下，婶子终于把手中的磨棍给了我，我高兴地接过磨棍，使劲地走在磨道上，听着那骨碌碌、骨碌碌的磨声，觉得它比山歌还好听。
　　初春的夜，寒风习习，抬头看看天，月牙在西山顶上，星星眨着眼，我第一次干这种活，十分兴奋，一点也没感觉到冷，带着新鲜的感觉，我转了一圈又一圈，婶子家的二弟不断地往磨眼里添着碎地瓜干，看着磨里慢慢流出的地瓜干糊糊，我内心很自豪：我也能干这种活了。
　　约有半个时辰，我突然有一点脚下轻飘飘的感觉，抬头看天，天上的星星有点动，再一低头，感觉有点晕，是不是有点累了？我努力坚持着，脸上开始冒汗，但这种感觉越来越重，怎么有点恶心想吐的感觉？
　　婶子发现我的话越来越少，问我：“丫来，累了吧？”
　　我还没等回答，只觉喉咙发痒一股热浪冲出口，“哇”地一下吐了一大口。
　　婶子赶紧让二弟停下磨，把我扶到旁边的小凳上坐下，又给我端来一碗热水，说：“丫来，你没干过这种活，这是‘晕磨’了，休息会儿就好了。”
　　说着，又赶紧与二弟推磨去了。
　　坐在凳子上的我一方面感觉天旋地转、还想吐；另一方面沮丧极了，本来想极力表现一下自己，但是……晕晕乎乎的大概有一个多时辰我才翻过乏来，看着那磨在一圈圈地转，内心直骂自己真没用，连这点活都干不了，还“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呢！
　　从那以后，婶子再也不让我推磨了。
　　后来，我到知青组里，知青们吃的煎饼大都是用生产队里的小毛驴来推磨、婶子大娘和“识字班”（当地对未婚女子的称呼）帮忙烙煎饼了，有时我们来不及或嫌麻烦就直接用地瓜面贴饼子、蒸窝头。每当这时，婶子大娘和“识字班”们都笑我们“懒媳子”（懒老婆）不烙煎饼吃。
　　从那以后，我发现自己有了晕车的毛病，而且很厉害，有时能吐得天翻地覆，是不是与那次推磨有关我不敢断下结论，但回忆起来小时候我没发现自己晕车而且这样厉害。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坐车时间长了我还是晕车，只是岁数大了，晕得不是那样厉害了。
　　（原载于新浪博客）(田文阁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