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飞

　　（三）《六韬》是兵权谋家著作的杰出代表
　　《六韬》以姜太公同周文王、武王父子问答的形式写成，以文王、武王父子密谋兴周灭商为背景展开论述。“小邑周”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灭掉“大邑商”，原因就在于文王和武王在姜太公辅佐下，采取了翦商、攻商、灭商的一系列正确战略策略。《史记》中记载：“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宗为本谋。”（《史记·齐太公世家》）姜太公被尊奉为兵家的鼻祖，谋略的化身。姜太公根据当时的形势，辅佐周文王采取恭顺事商、麻痹纣王，修德行善、富国裕民，广罗人才、发展生产，扩大影响、争取与国，翦商羽翼、进逼商朝等措施，使周具备了灭商的实力与可能。周文王死后，姜太公又辅佐周武王，继续灭商的大业。通过孟津观兵，周对灭商有了充分的把握；经过牧野决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终于灭掉了商王朝。《六韬》正是对周灭商的谋略运用和姜太公谋略思想的总结。“兵权谋”的概念最早是西汉时期任宏在整理前代兵书时提出的。西汉时期，孝成帝“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这四种分别是“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汉书·艺文志》）可见，“兵权谋”大致为谈论较高层次的军事谋略之书，是将“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等内容综合考虑在内的。现在，仔细推究古人对“兵权谋的定义，再比照一下《武经七书》各书的内容，不难发现，这七部兵书中最符合“兵权谋”之义的，不是《孙子兵法》，而是《六韬》。前文提到，李靖把唐以前的兵书分为两类：一类是《六韬》《三略》，一类是《孙子兵法》。台湾学者徐培根认为：“孙吴之书，不过是普通将帅用兵之学，而《六韬》乃是革命领袖创国之学，即古代所谓帝王之学。”
　　《六韬》与《孙子兵法》的根本差异在于，《孙子兵法》内容侧重于军事问题，虽然也涉及政治、经济、外交，但是，它是以军事为中心；在军事问题上，它又着重研究的是战争，揭示的是战争的一般规律，重点是用兵艺术。《六韬》既重军事，又重政治，既讲战争之道，又谈治国之方，既言战场制胜，又谈战后守功。《孙子兵法》从将帅的职责出发，强调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而对战争的性质没有论及；《六韬》将战争明确区分为义和不义。《孙子兵法》从夺取战场胜利出发，主张“兵者诡道”“以诈立”“以奇胜”；《六韬》虽然也主张以诡用兵，出奇制胜，但同时更强调以“正”治国，明确“诡”是实行“道”的手段，以奇用兵要为以正治国服务，“正”占中心位置；军事谋略与政治谋略兼施，强调政治谋略对军事谋略的决定、指导和制约作用等。这正符合兵权谋“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之旨。《六韬》融合了阴阳家、五行学说、兵形势、兵技巧的理论成果，正所谓“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因此说，《六韬》是中国古代“兵权谋”著作的杰出代表。
　　（四）《六韬》是古代大战略思想的首倡者
　　“大战略”美国人对它的定义是：“在平时与战时，为获得对国家政策的最大限度支持，发展并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以及军事力量的艺术和科学。”中国古代就有大战略思想，在姜太公辅佐周文王、武王灭商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大战略，《六韬》是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心向背等多方面来综合考虑和谋划战略问题。《六韬》提出，在政治方面，明君要清静无为，抱柔守雌；经济方面，要富国强兵，发展大农、大工、大商；外交方面，提出“抚其左右，御其四旁”“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安抚争取其邻国，孤立对手。大战略的目标是“全胜”：“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六韬·武韬·发启》），“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事胜于白刃之前，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非上圣也。”（《六韬·龙韬·军势》）《六韬》的这些思想，对于中国古代大战略思想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是中国古代大战略思想的首倡者。
　　可见，《六韬》在中国兵学史上是一部具有独特特点、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对传统兵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兵书。遗憾的是，由于历史质疑等原因对《六韬》的价值认识不充分，对其评价不公允，对它的重视和研究都很不够。近年来，《孙子兵法》研究著作层出不穷、数量庞大，而《六韬》的研究专著尚未见到，研究论文也数量很少。因此，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重要的文化软实力的今天，理应对传统文化根文化主要的缔造者姜太公，和姜太公系列文化进行深挖阐释，理应重新认识《六韬》深邃的军事思想和对兵学的巨大贡献，总结和继承好“百家宗师”姜太公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为实现强军梦贡献智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