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飞
姜太公祭拜溯源
　　“太公崇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本身并不是以理论形态来表现其自身的文化内涵，而是一种通过社会信仰、民间习俗、生活习惯的形式传承的文化形态，而太公祠庙就是传播发展“太公崇拜”的重要物质载体。
　　社会信仰和民间习俗的诞生，亦有其渊源，并非没有根据的自发形成。商周时期，神权地位和政治地位是统一的。《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郑氏注：“先鬼后礼，谓内宗庙、外朝廷也。礼者，君臣朝会，凡以挚交接相施予。”宋镇豪在《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考证到：“殷商统治者强化王权与神权的结合。”甚至达到“国家的人神合一”。也就是说，被祭祀或者纳入宗庙的人，不仅生前得位高权重，同时也得是高级的神职人员。
　　在武王登基的祭祀之中，记载姜太公望负责牵牛。太公望辅助周武王祭祀，这是王以下最高的宗教地位，事后太公铸“天亡簋”纪念。
　　《逸周书》和《史记》都有记载，周武王的登基仪式时献祭上帝，有四个人配合武王献祭，一是“毛叔郑奉明水”，毛叔郑拿着清水。“卫康叔奉布兹”，布兹就是草席，卫康叔拿着草席。“召公奭赞采”，赞采就是拿着彩帛，捧着彩帛，一般彩帛要披在牛身上。“师尚父牵牲”，师尚父姜子牙牵着一头牛。也就是说，登基为王要奉献牺牲给上帝。要宰杀牲口，主要是黑牛，姜子牙是负责牵这头黑牛的。《史记》记载这些祭祀的细节，谁捧水，谁拿草席，谁拿着彩帛，谁牵着牛。为什么细节这么重要？我们今天可能不太理解。毛叔郑、卫康叔，这两人是周武王同父同母的亲弟弟，召公奭是周武王同父异母的哥哥，参与宗教仪式的四个人里，三个人跟周武王是血亲关系，只有师尚父不是血缘亲属。最重要的四个人里面，只有师尚父一个人非王族。师尚父能成为周武王登基时候的祭祀活动中的一员，可见他有着非常高的宗教地位。
　　西周初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青铜器，叫做大丰簋，又叫天亡簋，是重要的祭祀和宴飨用器。这是西周初年周武王时期一个重要的青铜器，它里面记载的内容是有一个叫天亡的人，协助周武王做祭祀活动。其铭文为：“天亡又（佑）王，衣祀于不（丕）显考文王，喜事上帝”。“天亡”这个人配合周武王做完祭祀上帝的活动，并且得到周武王的封赐，做了大丰簋来纪念这件事。近现代有一位重要的古文字学的权威，叫于省吾。他认为大丰簋里面的“天亡”这个人，就是太公望，即姜子牙、姜太公。为什么姜太公要做这么一个青铜簋来纪念这次祭祀活动呢？因为周武王祭祀上帝，配祭周文王，太公望辅助周武王祭祀，这是王以下最高的宗教地位，而太公望本身不是王族，所以他特别感谢这种认同，制作天亡簋来纪念这件事。西周天亡簋，旧称“大丰簋”“朕簋”，清朝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今宝鸡市眉县），后屡经辗转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另外，2008～2010年在山东高青陈庄发现一座西周城址，并在城址内揭露了房基、祭坛、灰坑、窖穴、道路、水井、贵族墓葬、马坑、车马坑等遗迹。其中贵族墓葬内出土多件铜器，有2件铜簋的铭文各达70余字，并首次发现带“齐公”字样的金文材料。城址始建于西周早期，至中期废弃，墓葬年代多属西周中期。此簋的考古挖掘更进一步证明了以上关于“天亡簋”的解读结论。
　　可见，姜太公的第三个形象，是周武王的最高助祭，祭祀过程中的最高助手。左传上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姜太公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地位由“祀”与“戎”所决定、也由“祀”与“戎”来标志。姜太公无论是祭祀权力还是在军事方面，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军事功劳和宗教地位，都是非常高的。孟子分人为善人、信人、美人、大人、和神人六等。“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圣近于神，故“神圣”相提并论。《姜太公志》考：姜太公是周代被尊为“圣人”的第一人。
　　姜太公去世后，返周而葬，葬于文王、武王的陵墓旁。当时周朝规定，姜太公五世之内皆返周而葬，五世之后才能葬于齐地。
　　姜太公一生辅佐文王、武王建立周朝的经天纬地之才，和他一生爱民亲民的大德风范，以及给华夏开启文明、文化、工商、军事等新的纪元，福泽炎黄子孙，禄延千秋万代，人皆口书相传，最逝犹活，无论官方和民间都祭奠姜太公。孟子不仅追尊太公为“天下之大老”、圣人，更把他推上了“神”的高位，以其有“圣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的个人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