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 纪红建
(接上期)
因此根据本队土质和水、肥等条件,确定:春地653公顷中,种春地瓜173公顷、谷子100公顷、玉米76公顷、高粱106公顷、黍稷66公顷、春大豆10公顷、春杂粮33公顷;826公顷小麦夏收后,种夏地瓜266公顷、大豆506公顷、高粱53公顷;此外还安排了棉花33公顷、花生33公顷、蔬菜20公顷,机动田40公顷。春夏地瓜共400公顷,比去年减少133公顷;谷子比去年增加40公顷,这是因为它一方面是大牲畜饲草的主要来源,一方面又是产妇、婴儿、病人、老人等必需的粮食……
“种植计划必须实事求是”的社论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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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生产大队是怎样制订种植计划的呢?这个生产大队提出了制订作物种植计划的几项原则,这就是:第一,既照顾到社员的需要,又照顾到国家和集体的需要;第二,既照顾到吃的,又照顾到烧的;第三,既照顾到人的需要,又照顾到牲畜的需要;第四,既照顾到当年增产,又照顾到来年的茬口安排。他们在制订种植计划时,调查了当地各种土质和水利、肥料等生产条件,总结了以往的种植经验,发动群众充分讨论,因地制宜地逐块安排。总之,种植计划的制订,必须照顾到各方面的需要,同时又要考虑到现实的可能。也就是说,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不能带有任何主观片面性。
爱国生产大队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制订作物种植计划的时候,不能只是单纯考虑到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必须考虑到与之有关的各个方面的问题,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某一项作物一般产量的高低,是我们考虑是否扩大或减少种植这一项作物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几年来,很多地方积极扩大种植高产作物如水稻、红薯(地瓜)等,已被证明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增产措施。在制订今年作物种植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总结和推广这方面的一切成功的经验。但是,在决定扩大或减少种植某一项作物的时候,还必须同时考虑到作物的特性、当地的生产条件和以往的生产经验、当地群众生活和生产的各种需要等等。否则,如果过多地扩大某一项作物,不适当地减少某些不应减少或者不应大量减少的作物,那就往往达不到增产的目的,也容易给生产造成困难,给群众生活造成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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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秋,《人民日报》又组织调查组到爱国村进行调查,写出了“爱国大队因地种植”的调查报告。
在贯彻中央《六十条》过程中,为了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尽快落实,吕鸿宾和联村大队的干部一起,制定了“三包一奖”“四固定”的劳动管理制度,并率先在联村大队23个村推行,对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起了巨大作用。山东省委也于1961年3月10日在全省推广了这一做法。
吕鸿宾还没满足,在推行“三包一奖”“四固定”后又和干部一起,在原来“三小”劳动管理的基础上进行充实完善,首创了“四小”劳动管理制度。即小段计划,小组作业,小段包工定额,小段检查验收。“四小”管理制度的推广,彻底解决了“出工不出力,干活熬日头”的现象。
哦!吕鸿宾,你立足一个公社、一个村子的实践,探索出了一条农业发展之路,为国家的大农业提供了依据。我们心里发出如此感叹。
但风头正劲、信心满满的吕鸿宾哪里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滚滚而来。
74岁的杜作松,自1961年从单位辞职回庄里后,就一直跟着老模范。老模范的点点滴滴他都一直记在心里。1967年,他由吕鸿宾和吕安礼介绍入党,第二年就成为了支部委员。他在生产队当过会计,干了九年。后又当上了生产队长,又干了七年。再后来就调到大队去了,当管工副业生产的大队长。不干大队长后,他又一心一意担任大队的副业会计,负责整个村的工副业财务。
在聊天中我们知道,杜作松的父亲当年是县里的财政局副局长,自己也有单位,因为上世纪60年代生活相当困难,他又是家里的老大,没办法,他只得辞职回到庄里帮母亲干农活。但他没想到,在爱国村扎下根后,就再也挪不动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