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
　　宋家壮憨厚老实，微黑的长脸上经常挂着腼腆的笑容。他有歪头的习惯，常将脑袋向右偏离身体中轴线。1969年春天，圈子小学办起初中班，辍学两年的我俩，约好再作同学。然而入学第一天，他走到圈子村外，眺望西岭上的那所学校，突然止步不前，脑袋歪得更加严重。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俺不想上。”将头一扭就往回走。我试图拉住他，他竟然歪着头飞跑回村。后来我才得知，他之所以不去上初中，是因为1967年他曾去圈子散发红卫兵传单，而传单上的内容与该村红卫兵的观点对立，被人家追骂。1971年春天，我俩躺在宋家沟小学的一张床上啦呱儿，说咱俩一个上了四个月初中，一个连一天也没上过，都来当了老师，实在是想不到。再想想那些同学，已经初中毕业，接着念起了高中，还没能当上老师呢。说着说着，二人既感慨又心虚。
　　不过，我俩都爱学习，都在进步。有人说，歪头的人爱琢磨事儿。宋家壮很快琢磨会了教学方法，将课上得像模像样。当整党运动结束，宋家星再回原来岗位，因为学校缺教师，就让宋家壮留任，成为在册的民办教师。但是，他也像我一样，在学生面前欠缺威慑力，面对调皮学生“干气干鼓”。四十年后，我在日照遇见一个宋家壮教过的学生，他说还记得一个细节：宋家壮老师让学生气坏了，弯腰脱下用汽车轮胎做的土凉鞋，在教桌上“啪啪”地摔打。
　　快放暑假的时候，赵玉恒从县里回来了。老师同学欢欣鼓舞，都以为他会在我们这里接着干下去，然而他说，上级调他到县教育局工作，要与大家告别了。说罢，就去收拾留在学校的私人物品，装进一个大大的网兜。
　　去县教育局工作，这在我们眼里等于进了天堂，我们为他高兴，也对他依依不舍。大家把他送到学校后边的河边，我提着他的网兜继续送，一直送到村外北岭。我问他，到教育局干什么，他神秘地笑一笑：“我可能要到更远的地方。”我问：“到哪里？”他又一笑：“现在不能说，反正很远很远。”
　　说罢，他让我留步。我站在那里，目送他远去的身影心想，这人了不起，有本事，我要向他好好学习。
　　十一年后，我调到县委办公室当秘书，再次见到了赵玉恒。他当时是县人大常委会的秘书。我和他在一起交谈，才知晓当年那件事情的下文：上级要选拔一批优秀教师，经过培训，派到中国驻外使馆工作，教外交官子女学习中文，而且可以带家属同去。临沂地区分到两个名额，赵玉恒被选中。正要集合培训时，有关部门却又取消了这个做法。他在莒南县教育局工作几年，被调到县计划委员会，接着又到了县人大。
　　1984年，赵玉恒被破格提拔为刘庄乡党委书记，几年后调任县纪委副书记，后来又担任县委党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为副县级。他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同时又有一些书生意气，讲话富有文采，成为全县干部中极具个性的一个人物。他平时创作了许多诗词，1999年结集后嘱我作序，我恭恭敬敬写了一篇，题为《逸兴壮思 一腔真情———读〈赵玉恒诗词集〉有感》。

八、大仿课
　　我十六岁那年，二弟赵德富成了我的学生。他比我小一岁，之前一直在家干活。
　　在那个年代，庄户孩子并不是人人都能念书，父母恩准某一个去上学，会留下其它的孩子帮忙做家务。我六岁那年秋天，因为整天和我在一起玩的五叔去插班念书，我离不开他，就抱着一个小板凳跟在他的后面。那时规定，七周岁入学，我不够年龄，老师不给安排座位，我就靠着五叔坐在课桌一头。我俩入学时，语文课已经学到了第9课，内容是四个字：“米面豆子”。
　　我成为全日制小学生，二弟到了入学年龄就没能上，因为家中锅灶每天消耗大量柴火，父母让他下地拾草。比我小四岁的大妹妹德兰，到了年龄也留在家中，照看二妹和三弟，帮母亲烧火做饭。他俩也想念书识字，但父母只允许他们上“耕读班”，在早上或午后去学上一会儿。
　　（连载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