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
　　那一年4月15日到7月31日，长达三个月的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如“工宣队”“贫管会”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等等。
　　这个座谈会结束后，山东省开了25天的会议来学习、传达，莒南县与会者回来在本县开大会，就到了9月中旬。县里通知，每一所学校都要有一名代表。正是秋收大忙时节，有家口的老师事多，就让我代表宋家沟小学去参加会议。那时，相沟公社没有通往县城的公交车，我背着一床旧被子步行40里路，带着脚板上的多个血泡，踏进了莒南一中的大门。
　　县一中，是我心中的圣地。我上学的时候听老师讲，一中是大学生的摇篮，一般学生考不上，考上了也供应不起，所以，直到1971年，宋家沟无一人在一中念过书。我到那里发现，教室那么多，礼堂那么大，操场那么广阔，心想：北京大学也就是这个样子吧？
　　这次会议，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参加会议的2074人，编成16个连，153个排，排以下还有班。连有连长，排有排长，班有班长。我们每天五点半起床，接着出操。相沟连的领操老师叫卢洪湘，是一位二十多岁的英俊青年，虽是民办教师，却受重用，每天含着一把铁哨子，领我们到大街上跑一个来回。早操之后是“天天听”，听罢吃饭，饭后八到九点是“天天读”，集体学习与时事政治有关的材料。九点之后开会，午饭后开会，晚饭后开会或者观看文艺节目，九点熄灯睡觉。
　　第一次集合开大会，是去县委大礼堂。那是一排特别阔大的平房，在一个独院里，里面排满木连椅。两千多教育工作者坐不开，有一部分人只好坐在院里听大喇叭。我们相沟去的有幸坐在里面，让我见识了礼堂里的宏大场面。
　　我保存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这次大会的议程：
　　16号上午，县教育组长刘东祥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下午讨论。
　　17号，学习讨论，晚上看越南电影《森林之火》。
　　18号，上午学习讨论，下午大会批判。
　　19号，上午中会批判，下午小会批判，晚看现代舞剧电影《红色娘子军》。
　　20号，上午听解放军樊政鲁科长传达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杨得志司令员讲话，下午学习讨论。
　　21号，学习北大、清华先进经验，晚看武术。
　　22号，大会交流经验，晚看红小兵表演。
　　23号，上午中会交流经验，下午小会交流经验，晚看电影《看不见的战线》。
　　24号，上午听樊科长传达中共山东省委文件，下午小会讨论，晚看《红色娘子军》（现已记不清为何要看两遍这部电影）。
　　25号，学习讨论，晚看京剧《智取威虎山》。
　　26号，上午听樊科长做形势报告，下午讨论，晚看县宣传队表演。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这样高规格、大规模的会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这么几点：
　　一是军人介入会议。第一天开大会，主席台上就坐着几个穿军装的人。“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气场十分强大。部队有一位樊科长，在大会上三次登台，两次是传达上级重要文件，一次是做形势报告。有一个文件，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山东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记得，樊科长的形势报告，讲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都把毛主席看作心中的红太阳，自觉学习毛泽东思想，翻译成各种语言的《毛主席语录》供不应求。全世界人民都觉醒了，“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声震撼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革命力量越来越强大，帝修反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听了热血沸腾，频频鼓掌。
　　（连载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