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

　　临沂师范，后来升格为临沂教育学院，再后来并入临沂大学。当年考上临沂师范音乐班的几位同学，各有各的命运轨迹。朱崇利毕业后留校，担任校团委书记。因为妻子是农村户口，他后来回到家乡，当了几年中学教师，转行到乡党委工作，从乡党委纪检委员的位子上退休。其他四位同学，毕业后都回莒南当了音乐教师。几年后，刘凤兰跟随丈夫去聊城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工作。滕华彩的丈夫早早去世，凄惨了几年又改嫁别人。曾昭玲毕业后嫁给县教育局长的儿子，到县一中教音乐。丈夫前几年去世，曾昭玲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居士，整天念经拜佛。
　　胡怀美的一生更是令人唏嘘。他毕业后当了一段音乐教师，被调到莒南县文艺宣传队任演奏员，二胡、笙、手风琴都是他的强项。在那里，他与一位女演员恋爱、结婚，并开始迷恋烟酒。后来我在县委组织部工作，他经常找我要求改行，我向有关领导提议，让他到城关镇当了宣传干事。我在山东大学作家班毕业后到日照工作，筹建文联，他又找我，要跟着我干。他来后先当办公室秘书，多年后担任市文联秘书长、副调研员，兼任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可惜，后来他得了癌症，于2006年4月23日去世，享年五十二岁。我主持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并护送他的骨灰回老家。我跪在春移官庄村东他的新坟前磕头时，正在拔节的麦苗青青嫩嫩，戳在我的脸上。我在心里说：老胡呀，当年咱们在你村边一起发誓，要拼死拼活离开老家，你怎么又早早回来，躺在这里了呢！此刻，我的泪水汹涌而出，洒在了他的坟前。
　　而1973年秋天，我看望了几位同学，从临沂师范回来后，依然在宋家沟小学迷茫着，痛苦着，挣扎着。我还是不安现状，还是想冲破桎梏，改变自己的身份与命运。
　　我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好继续当着“憋木匠”，歌曲写了一首又一首。我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能不能像愚公移山感动上帝那样，这样一个劲地写下去，最终有一天能够感动编辑大人，让我的作品发表呢？

十三、去外村代课
　　1973年11月1日，在相沟中学念书的一个学生回村，捎给我一张手写的通知，是公社教育组发出的，让我第二天上午九点到相沟中心小学开会。次日我准时到了那里，在院中见到宋金珂校长，问他开什么会，他笑了笑说：“你去等着，一会儿就知道了。”说着，向一间办公室指了指。
　　我就去那里等。此时在那里坐着的有相沟中心小学的民办教师顾少堂和朱孔芳，有王庄的民办教师孙钦标。过了一会儿，陈庆玉也晃着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去了。他是圈子联中的民办教师，我读初中时他教数学，上课时高门大嗓，容易激动。
　　一会儿，公社教育助理刘少华和中心小学校长宋金珂来了。刘助理身体很胖，坐下后咻咻喘息片刻，而后向我们讲：鉴于我们公社的公办教师缺额，经教育组研究，报公社党委和县教育局同意，从民办教师中选拔你们五个人担任代课教师。
　　这个消息，让我惊喜。我早就知道，代课教师，就是代公办教师上课者，有工资，还有转正机会。在我们学区，就有一个刘姓女教师，代课几年后转为公办教师，风风光光嫁给了一位年轻军官。
　　果然，刘助理宣布了代课教师的待遇：初中文化程度的，每月二十一块五；高中文化程度的，每月二十四块五。我看看被选中的其他几人，不是高中毕业就是初中毕业，只有我是初中肄业。植根于心灵深处的自卑感，又像乱草中生出的黑蘑菇一样悄然勃发。我想，全公社有多少比我强的呀，怎么会选中我呢，肯定又是宋金珂起了作用。
　　（连载四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