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
　　我喜滋滋道：“这里还有乐器？”
　　张传贵说：“这是学校公用的。听说你会拉二胡，拉一下咱听听？”说着就将二胡从钉子上摘下来，递到我的手里。
　　我说：“我知道你也会拉，你先拉！”
　　张传贵就拉了一个曲子。他的水平，在农村属于中等偏上。
　　我接着拉。一曲拉完，三个人都点头说，不错不错。其实我因为紧张，拉得并不好。
　　张传贵指着胡久顺说：“他也会拉。”我让他拉，他笑着摆手，坚决不干。
　　张传贵又说：“你来了，胡家石河的文艺力量就强了，以后咱们办宣传队怎么样？”
　　我说：“好呀。”
　　张传贵坐了一会儿走了。张连吉去自己班里上课，胡久顺没走，帮我收拾房间。他指着床上铺的芦席说：“赵老师，这是给你新买的。老孙铺的那张，叫我卷巴卷巴，撂到南河烧了，那席太腻歪了！”
　　“腻歪”，是脏的意思。我问他，老孙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告诉我，老孙以前在别的学校就多次出事，名声不好，到这里老实了一段，又跟一个女人勾搭上了。前些日子，有一天早晨天还不明，这女人起床去队里牵驴拉磨，她男人睡觉醒来，听见驴打响鼻的声音，却没听见磨响。起身去看，发现驴拴在大门的门槛上，老婆不见了。等到老婆回来，问她去了哪里，老婆的回答让他怀疑。他就揍她，揍得很狠，老婆终于交代，她到老孙那里去了。男人一听，拿一把剁刀直奔学屋，老婆在后边紧追。男人到那里砍门叫骂，老孙知道奸情暴露，把门结结实实顶住。这时候，有人听见动静过来，把男人拉回家中，老孙趁机将铺盖往自行车上一捆，狼狈逃跑。
　　胡久顺还说，老孙跟那个女人有事，好多人早就知道。女人来到这间屋，两个人说说笑笑，有一些很不着调的话让外边的学生听到了，在村里传来传去。其实，老孙在胡家石河几年，办的这种事不只一件，有的只是没暴露而已。他说的这话，我后来在辅导夜校时得到证实。我给夜校学生布置作业，收上来第二天批阅，发现一个姑娘的作业本上，有用笔反复涂抹的一个地方。我仔细辨认了一下，发现被涂抹的是四个字：“今晚来吧”。那是老孙写的，我认得，因为学校里有他留下的许多字迹。
　　那时，公办教师在所住的村子犯生活错误，不是偶然事件。从外边派来的老师有文化，有阅历，言谈举止与庄户男人不同，自然得到庄户女人的青睐，有些意志不坚强的老师会一边犹豫一边笑纳。还有一些教师中的败类，不是意志不坚强，而是惯于偷腥，主动勾引。1980年我到公社党委担任组织干事，管理档案，看过一些党员教师犯错误被处理的案卷，涉事男女的交代材料细致入微，让我看得脸红心跳。
　　建国以后，教育界一直把作风问题当作大事来抓，每次运动都少不了这一项。1954年10月，莒南县文教科在大店召开长达20天的小学教师代表会议，会上以围攻体罚学生、闹不团结、乱搞两性关系“三大碉堡”为重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既然成为“三大碉堡”之一，两性关系自然得到高度重视，被处理的人从此身败名裂。1970年搞“一打三反”运动，追查男女关系问题也是一个重点。有一所中学，有一位司务长，是青岛人。他向人吹牛：“我在青岛见过的大嫚，比你们见的黑碗还多！”进学习班后，领导让他把那些“黑碗”说清楚。他哪能说得清楚？被逼无奈，自己拿刀割颈而死。我听日照老教师丁立池先生讲，他参加县里举办的“一打三反”学习班，领导让他和另一位教师去调查某某老师与村里一个女人的问题，并且交代，要趁那女人的丈夫不在家时找女人落实。丁老师离开学习班，对同领任务的老师说：咱们回家。那位老师不解：不去调查，怎么向领导交代？丁老师说：我有办法。他与老婆孩子团聚三天，回到县城向领导报告：那女人的丈夫三天没离家，我们没法开展调查工作！
　　（连载四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