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

　　即使严厉整治，多巴胺这种化学物质还是在一代又一代男教师的大脑里贮存并活跃着，个别人抑制不住，滋事生非。在我们公社，那些年就有声名狼藉的几位，老孙名列其中。他“文革”前夕在相沟中心小学任教，与一位名声不佳的女教师发生了婚外情。“文革”开始，相沟公社一部分教师成立红卫兵组织，开大会批斗“走资派”和“坏分子”，老孙和他的情妇被押到了台上。我当时才十二岁，也被老师带着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听到的看到的，让我浑身战栗终生难忘。我记得，老孙站在台上，他身边就是那位女教师。老孙的日记本早被红卫兵缴获，这时他被逼着高声朗读：“别人都说，×××比臭豆腐还臭，俺觉得，她比油条还香……”这话引发全场哄笑，会后被广泛传播。“比油条还香”的×××，当时弓腰低头，将大滴大滴的眼泪洒到地上。
　　这个老孙，后来到下面的学校任教，还是改不了老毛病，时常闹出丑闻。每在一处出事，奸情败露，领导只好将他调到另一个学校。文教助理曾在教师大会上严厉谴责：“有的人，弄了一出又一出，走一处败坏一处！”
　　以此类人为鉴，许多人都这么讲：当老师的，把鸭子拴住了，就没有错误可犯。
　　“鸭子”，是鲁南人对男性生殖器的叫法，作为禽类的鸭子，则叫“扁嘴”。有一位民办教师，是个姑娘，她教到“鸭”这个生字，应该带领学生这样念：鸭，鸭，鸭子的鸭。但她实在羞于念出那个敏感词，只好这样教：鸭，鸭，扁嘴的鸭。这个笑话，流传至今。
　　1973年的那个秋夜，十八岁的我坐在老孙睡过的床边，心情相当复杂。我实在不想睡这张腻歪床，但又别无住处。后来实在困得不行，我才展开铺盖，灭灯躺下。

十四、洋头
　　到了胡家石河小学，我当然是接老孙教过的复式班。三、五年级，就在中间的教室里，与我的宿舍只隔半堵墙。早上起来，我去河边的泉子提来一桶水，到厨房里用锅烧开，装进暖瓶，提到宿舍。就着母亲炒的一包咸菜条，我吃下两个地瓜干煎饼，就坐在窗前备课。
　　我想起在宋家沟小学上课时出的丑，觉得到这里一定要上好第一堂课，对讲课内容做了仔细研究，并考虑了应急方案。譬如说，三年级有这么一道算术题：“阿尔巴尼亚在劳动党和霍查同志领导下，医疗卫生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九三八年只有医务人员427名，一九六九年达到8967名。一九六九年的医务人员总数相当于一九三八年的多少倍？”我怕再有学生说“俺儿把你压”，引发课堂混乱，就准备给调皮学生“上纲上线”，打好了腹稿：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霍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老朋友。毛主席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你如果胡说八道，把阿尔巴尼亚说成“俺儿把你压”，就是现行反革命，小心公安局来抓你！
　　备好课，学生陆续到校，有的还在宿舍与教室相通的门口伸头探脑看我。两位老师也来了，问我吃了吗，怎么吃的，十分关心。看看放在桌子上的小闹钟，时间到了七点四十五，胡久顺走出去，敲响了预备铃。这里的钟，挂在前面的梧桐树枝上，用生铁铸成，不如宋家沟的炸弹钟响亮。
　　再过十五分钟，三位老师各自走向自己的岗位。我的岗位最近，出了宿舍，走七八步就是讲台。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然后拿着点名册点名。二十来个学生，全都到了，我信心满满开始上课。
　　（连载四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