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

　　6月底，两排教室竣工。我带着老师、学生用放学之后的时间，劳作数日，用建房剩下的乱石垒起院墙。有个大队干部过来看了问我：“七四年，联中盖九间屋，管理区抽了三个大队干部、两个会计，还累得不轻，你这回是怎么弄的？”
　　我怎么弄的？我硬着头皮干，豁上力气拼呗。开工后的两个月里，我只歇了半个星期天。老师们也牺牲了好多休息时间，学生们也都搬过石头，抬过木棒。
　　现在想想，全校师生那时候真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尤其是那些民办老师，教学任务沉重，家里还有一大堆农活等着他们，但他们从不拒绝我的安排，在课余时间出大力流大汗，毫无怨言。
　　这种事情，也只能发生在“教育的春天”。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全国各级学校的无数老师，都曾这样豪情满怀，这样无私奉献。

二十九、一个念头
　　1979年的一个秋夜，我萌生一念，从此改变人生方向。
　　本来，我考上公办教师，是想在教育行业干一辈子的。被任命为古城学区负责人之后，这个志向更加明确，打算兢兢业业干到退休，像宋家沟几位老校长一样，回家居住，直至就木。
　　那天晚上，我在联中办公室备完课，随手拿起书架上的一本刊物翻阅。那是一本《山东文艺》（《山东文学》的前身），上面有一位知名作家的创作谈。他讲，在家务农时迷上文学，从此走上创作道路。我读着读着怦然心动，想起了古人的话：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吾乃不能是？
　　那个秋夜，我浑身发烧耿耿难眠。似电光石火的一个念头，将我的前途在一瞬间照亮。我下定决心要当作家，认定自己这辈子是为文学而生。
　　我像吃了迷魂药，不知天高地厚。我读书那么少，严重缺乏文学素养，却带着一股愣劲儿干了起来。那时正好放了秋假，妻子已经怀孕，我白天帮家里干活，晚上就在油灯下写小说，经常写到半夜。我的第一篇小说叫《烦恼》，八千字，写“文革”中贫管会在学校里“瞎管”，给老师带来诸多烦恼。写完抄出，于10月28日寄给了《山东文艺》。
　　我当时找了一个日记本做投稿纪录，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写下了一句话：
　　理想之花最终将在不怕碰壁、永远上进的人手中。
　　此后，这个封面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图案的蓝色日记本上，便有了一条又一条纪录：哪一天，投给哪家报刊什么作品。上面记载，11月13日，我给《山东青年》杂志寄了短篇小说《表姐》。12月2日，又给《山东文艺》寄了短篇小说《喜悦》。
　　寄走这三个短篇，我望眼欲穿，等待消息。学校订了这两份刊物，每当新的一期送来，我急忙翻看目录，希望上面能有我的名字。然而，接连几期都没见到，却接到了《山东青年》的信件。拆开看看，稿子完璧归赵，附有一封铅印的退稿信。我失望，我不服，在日记里写道：
　　幼苗乍出土，便遭冰雹摧。
　　叶颓心未死，干颓意不灰。
　　深责浮躁习，重挥蠢才笔。
　　勤勉且努力，使我心愿遂。
　　12月19日，我看到《大众日报》上登载了第十二期《山东文艺》目录，上面没有我的作品。沮丧两天，又在日记里写：“目标，能赋予人进取的力量，能赋予生活以意义。终生为自己的既定目标不懈奋斗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懵懵懂懂混日月的人，只能叫行尸走肉。”
　　（连载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