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

　　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件事：曾经教过他们的老师，无论后来是否继续教学，都受到了邀请。有几个人因为想生儿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离开教师岗位，这次也来到了阔别多年的学校。
　　就在师生们结束聚会走出教室，到操场边的台阶上合影时，只见一百米之外的校园主路上，突然出现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一边回身招手一边大喊：“恶跑！恶跑！”
　　有人说：世兵来了。有人解释：他们两口子住在儿子家里，离宋家沟有一百多里，所以来晚了。
　　大家站在那里等待。等了一会儿，才见宋世兵晃着大个子，拐过墙角，向这边走来。他并没有“恶跑”，而是不急不躁，慢悠悠地走。终于走完一百多米，来到人群前面，组织者让他站进了老师行列。他一言不发，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看起来精神还不正常。想到他为生儿子不再教学，落下精神疾病，我为他感到难过。我猜得出，他肯定记得自己的民办老师经历，否则，不会坐车赶来。
　　中午聚餐，在村东饭店。同学们一个个引吭高歌，有个女生还表演了我当年教的表演唱《我是公社小社员》。他们要求老师上台，我唱了一首电视剧《三国演义》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宋家壮展示了他的两幅书法作品。他的楷书工整漂亮，其中一幅写了“春华秋实”四个大字，契合同学聚会这个主题，引发一片掌声。
　　我由衷赞叹他的书法，也认可“春华秋实”一词所指，但我想，如果让我写几个字表达心声，我可能要写另外四个字：“误人子弟”。
　　我于1980年改行以后，经常回想我的教师经历。每次回想，心间都会蹦出“误人子弟”一词。1997年夏天，《山东教育》杂志编辑得知我当过教师，向我约稿，我就写了一篇《想起我误人子弟的十年》，对我当年的不称职深表歉意。文中还写道：“也只有在那个不把文化当回事的年代里，才会让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少年混进教师队伍，而且一混就是十年。”
　　赵德发误人子弟，那个时代也是误人子弟。
　　十年教师经历，让我积累了创作素材。我曾写过一些教育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发表，1994年结集为《蚂蚁爪子》，由明天出版社出版。那时，我还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书名也叫《蚂蚁爪子》。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境的来临，我改变了主意：与其将那些素材经过虚构，加工成小说，不如直接采用非虚构的形式，把当年那些事情原原本本告诉读者。
　　去年春天，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著名作家黄孝阳先生向我约稿，我说，我没有长篇小说，写一部非虚构作品《误人子弟》给你好不好？我讲了此书大致内容，他立即同意，并说：我明天就发给你出版合同！第二天，合同果然出现在我的信箱里，我打印出来，签字发走。只凭一个构思，就签出版合同，在我的经历中是头一回。
　　《时代文学》杂志有个“国民记忆”栏目，影响颇大。该刊负责人李春风女士向我约稿，让我写一写担任民办教师的经历。我说，我正写着，但是很长，搞个一两万字的压缩版给你吧。想不到，她看了书稿的前半部分，说写得好，决定从第一期到第六期，连载一年。该栏目主持人、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著名评论家李朝全先生，也在“主持人语”中对我这部作品给予肯定。只是，李春风不同意我原来拟的题目《误人子弟》，说这个题目不能涵盖全书内容，还可能产生误导作用，于是，我就改成了《1970年代，我当乡村教师》。
　　在酝酿这部非虚构作品时，我在曲阜师范大学带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向我吐槽：她因为专业（戏剧与影视学）受限，只好报考小学教师，然而交了五千元学费，参加笔试加面试培训班，却遇到一位小肚鸡肠、故意刁难学员的辅导老师，让她不堪忍受。所幸，她笔试、面试均顺利通过，被区教育局录用，到一所农村小学任教。之前，我带的另一位研究生，也考上了小学教师。
　　我祝贺她们，终于有了一份工作。但我心中的沧桑感非常强烈：当年我当小学老师，是“识仨教俩”，现在的小学老师，“识千教俩”，还要花钱参加培训，要通过激烈的竞争。
　　四十年过去，中国的教育，真是白云苍狗，天翻地覆。教育的目的、理念、内容、形式，都发生了巨变。1970年代的诸多做法，让现在的年轻人听了不啻天方夜谭。
　　（连载一零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