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两头婚”？
　　近年来，在江浙一带悄然兴起一种新的婚姻形式———“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小夫妻成家后依旧与双方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通常各住各家。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小孩，第一个随父姓，由男方抚养为主，第二个随母姓，由女方抚养为主。在“两头婚”家庭里，没有外公外婆的概念，小孩对爸爸妈妈的父母都叫爷爷奶奶。
　　家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小西（化名）和丈夫小争（化名），都是“85后”的独生子女，两人于2016年结婚。结婚前，双方家庭就已约定好，结婚后小西依然可以住在娘家，也可以到公婆家居住；同理，小争也如此。而且，两个家庭商定，小夫妻共生育两个小孩，按照出生顺序，一胎跟男方姓，二胎跟女方姓。
　　这种婚姻形式，是近年来在江浙地区悄然兴起的一种新形式———“两头婚”，即当地人俗称的“不来不去”“不进不出”“不嫁不娶”“两家拼拼”，意味着“我家不是嫁女儿，你家也不是娶媳妇”，小夫妻成家后依旧与双方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
　　为什么会兴起“两头婚”？“两头婚”有何利弊？“两头婚”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

独生子女家庭之选
　　和小西夫妇一样，选择“两头婚”的多是江浙农村的独生子女。“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杭嘉湖地区，我接触的案件当事人，多为村转社区的地方，还有就是湖州地区，两头婚现象非常普遍。”浙江顺博律师事务所律师杜鹏介绍说，“可以说，‘两头婚’是独生子女家庭的正常需求。”
　　在杜鹏看来，两头婚是“招上门女婿”的更优解。“我们这里有一句俗话叫‘招女婿招女婿，最后招了一个懒惰女婿’。”杜鹏解释说，以往招上门的女婿会存在这样的心理———“反正孩子不跟我姓，这个家也没有我的份，我到这里只不过是完成生殖繁衍任务而已。”在这种心态下，久而久之，上门女婿对家庭的责任感越来越淡薄。而且通常情况下，招上门女婿家庭一般是女方经济条件优于男方或者女方家庭涉及拆迁，招女婿家庭中不少家庭对招进门的男性存在一定防范和歧视。所以，无论从上述哪一点来看，都会造成上门女婿家庭后期的不稳固。
　　而“两头婚”则能有效避免这种情况。因为“两头婚”中，男方无须付彩礼，女方也无须陪嫁妆，双方均没有嫁娶之意，且都有随自己姓氏的孩子，这种形式相较纯粹的招上门女婿，对男方的心理压力影响比较小，也就更能让男方产生对家庭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我个人认为，比较妥善地解决了男女双方的实际需要和心理需求。”杜鹏说。

新形势下的一种产物
　　“我觉得，这种‘不来不去’的两头婚应该是新形势下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蛮好，有利于家庭的稳固和谐。”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杭州市妇女维权与法律援助志愿团的志愿者杨红如是说。她多年从事“家务事”处理，首次接触到两头婚时，就对此表示赞同。
　　经过研究“两头婚”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杨红总结了其几大优势。“首先，‘两头婚’家庭商定好生育两个小孩，是积极响应了国家的生育政策，有利于缓解社会的老龄化。再比如，没有彩礼和陪嫁门槛，男方和女方的经济压力都会减轻。相对而言，可以提高年轻人的结婚意愿。再者，生育两个小孩既随父姓又随母姓，避免了姓氏和抚养方面的纷争。”
　　杨红之所以赞同的一个原因与自身有关。“独生子女成家后和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大多数独生子女的父母是乐于接受的。”杨红只有一个女儿，目前正在读大学。从她个人感受来说，女儿外出上大学，每逢节假日回家，都会让她十分高兴。“如果将来我女儿选择两头婚，不完全从我们这里剥离出去，我是非常赞成的。”
　　然而，“两头婚”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在实际生活中，“两头婚”具有一定的“后遗症”。“和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虽好，但两头婚家庭的独立性会弱，小家庭的完整性也必定会受到影响，年轻夫妻的亲密度也会受到影响。”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省律协婚姻与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杨慧丽说。“而且现实中我们接触到的案例，家庭会因为谁家都不能少、不能输，从而发生争执。比如有的男方不愿多在女方家住，怕住的时间多一点会有入赘之嫌。”

不会成为普遍现象
　　未来“两头婚”的发展如何？杨慧丽、杜鹏两人和杨红给出了不同的预测。
　　“这种社会现象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独生子女家庭催生的一种产物。”杜鹏认为，今后这种形式会依然存在，但不会成为普遍现象。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越来越多的二孩家庭出现后，很多家庭对此方面的需求会下降。需求下降，“两头婚”现象自然会减少。“我个人认为，就目前而言，未来二三十年，大的传统随父姓的格局不会改变。”
　　“我也认为，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减少，甚至可能会消失。一方面，全面二孩开放，一个家庭的子女增多，就没有了两家去拼拼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服务业发展尤其是家政行业的专业化规范化，教育培训行业尤其是幼儿培训的完善和发展，以及未成年人各项保护政策的出台，都会刺激和鼓励小夫妻从原生家庭中独立出来。”杨慧丽说。
　　而杨红对此持积极乐观态度。“我觉得未来这种形式可能会增多，我甚至希望它能成为一种主流形式。”在杨红看来，随着教育的普及以及文明素养的提升，人们对婚姻姓氏的态度会越来越开明，这会冲淡人们对于姓氏传承的“执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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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头婚”解决嫁娶痛点但潜在问题也别忽视
　　在传统的婚姻观念中，往往将女性视为“嫁进”男方家，女性的家庭定位是辅助性的，主内。而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原本的家庭模式中对女性不友好、不适合的部分逐渐被取代，女方和女方家庭对新组建的家庭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和“发言权”，为“两头婚”的出现提供了基础。
　　“两头婚”的出现，解决了新家庭的“财产纠纷”“抚养纠纷”等婚后问题，也规避了婚前彩礼、嫁妆等“高频争议话题”，还满足了原生家庭和新家庭的实际需要，可以说是顾全了多方情况，让年轻人在婚姻生活中轻装上阵。
　　当然，“两头婚”也存在不少潜在问题，值得审视。比如，新组建的小家庭如何确保应有的完整性？新的婚姻形式会不会影响小夫妻的感情？追求相对的“姓氏”公平后，大人会不会更偏心随自己姓氏的小孩？孩子分开抚养，其家庭身份的认同、兄弟姐妹的情感如何保证？年轻人过度依赖原生家庭是否会导致缺少独立自觉与责任担当？如果涉及共同债务等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从另一方面看，“两头婚”在财产和抚养责任的处理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啃老”。“两家拼拼”牺牲了老年人的轻松生活，来满足子孙后代的良好发展，只能说是解决了当下一些婚姻家庭的痛点，却难称得上是长久发展之计，也非解决当前婚姻家庭领域一些新变化的根本之策。
　　家庭既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又是个人生活的主要场域，而婚姻形式无疑决定着家庭的组建方式与运作模式。“两头婚”作为一种新兴的婚姻形式，值得我们长期关注和探索，是叫好还是唱衰，尚待时间去验证。（成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