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云
　　于是九月的某日夜半，二口并决。河水从北门入，东南门出，城内一片汪洋。开封城原有百姓百万，经此一战荡然无存，李自成也解围而去。
　　当月，孙传庭继续咬着农民军，并试图偷袭农民军，但被李自成发现，其偏师被农民军消灭。十月，孙传庭和李自成的主力在河南郏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北）会战。孙传庭设下重重埋伏，佯装失败引领农民军进入包围圈，然后发起总攻。眼看形势危急，李自成亲自上前督战，但不小心摔下马，差点被抓住，幸好被属下救到其他马上，这才侥幸逃脱。
　　农民军溃败而逃，秦军一路猛追。危急之时，农民军把抢掠来的金银财宝都扔在地上，秦军新兵见钱眼开，把军纪抛在脑后，纷纷下马争抢，部队一下子就混成一团。农民军及援军借机杀了个回马枪，口袋装满钱财的秦军行动不便，成了农民军斩杀的活靶子。
　　这场仗可以说是两败俱伤。农民军遭受入豫以来最大的败绩，折损八千精兵；秦军则是暴露出将领不和、新兵战斗力不强、军纪败坏等一系列弊端。
　　苏京虽持尚方宝剑，但调兵兵不到，催粮粮不至，粮草供应不上，士兵们不得不采摘没有成熟的青柿充饥，因此河南人将此战称为柿园之役。
　　苏京仗剑督军的头一战就以粮匮师溃而败走中州，孙传庭则又收拾残兵二千余人退守潼关。苏京无军可监，只好奏交剑绶。
　　值得肯定的是，苏京在奏折中也褒贬得当，功过分明，言：“千人之罪，不应掩一人之功，知人之功，不以宥一人之罪”，力保孙传庭免议，并在挫败的情况下为将士请功。
　　这次崇祯帝好在算是理解苏京境遇，在他无军可监的情况下让他顺坡下驴巡按河南。
　　于是苏京担任河南巡按，固守开封以保京畿。苏京与守将加固城池，日夜防守，使开封一时得免于兵祸。
　　但此时河南兵祸连结，很多工作没法开展。巡按河南的第二年(1643），苏京接到旨意：本年的会试改期于八月举行，要河南预先补行壬午乡试；并命他为乡试监临官。
　　但由于李自成的农民军还在河南一带忙着攻州夺县，考试根本无法正常进行。苏京出主意请求在尚未被战火波及的苏门，今河南省辉县改建贡院。获准后，他亲自筹划安排建院事宜。可以想象在战火中建贡院这事没有苏京这种读书人出身的有责任心的人不能为之。史载苏心血为之濒于枯竭。
　　一直到七月考生才得入场，月底发榜，新科孝廉按名受发给咨文。为使乡试中举者能够赶上八月的京城会试，考生的考试用具及一切费用全由他捐款备办，并将有关注意事项沿途张贴示谕，使考生按时到京与试。由于他精心选拔安排周密，贤者良才得以应选，壬午乡试中举者有30多人在当年和以后的会试中得中，有的后来成为清廷的“栋梁”。
　　战乱之时苏京此举可谓大获人心，而谁也想不到，第二年大明就结束了。
　　也是在苏京忙着建贡院的这一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他曾搭班子的孙传庭就战死于陕西潼关。
　　《明史》称：“传庭死而明亡矣。”
　　孙传庭实死于崇祯的瞎指挥。
　　在明末战败身亡的将领中，孙传庭是下场最惨的一个，不但崇祯厉言斥责其战败、追究其责任，更是不予追谥、赠荫。
　　《明史》还有一段评价：“传庭死，关以内无坚城矣，流贼蔓延中原。”
　　在潼关失陷不足半年后，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就攻进了北京城，崇祯皇帝上吊身亡，明王朝宣告终结。当崇祯喊出“诸臣误我”的遗言时，是否会想到，袁崇焕、孙传庭等重臣，恰恰是被他给“误”了。
　　孙传庭之败与死实源于又一次被崇祯帝和一帮官绅硬推到战场，与李自成在汝州会战。
　　这段历史，简版如下：崇祯十六年八月，督师孙传庭被迫拥兵10万出潼关。李自成闻讯，即率主力北上，九月，两军对垒于郏(读如夹)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北）。时值大雨滂沱，明军粮运不继。李自成一面动员百姓坚壁清野，使明军无法就地筹粮；一面派大将刘宗敏率万余轻骑出汝州，截断明军粮道。孙传庭闻讯大惊，不得已回师欲打通粮道。李自成率师追击400里，大败明军，斩首四万余级。李自成乘胜挥师西进。十月，李自成攻破潼关，杀死孙传庭，占领陕西全境。
　　很多明史研究者认为潼关一战是大明灭亡关键，此战后明帝国硕果仅存的名将孙传庭所率的明军精锐全军覆没。有评论家认为：“孙传庭溃于汝州，而明遂不支。”还说：如果孙传庭这次不败，“明之亡，未必如其速也”。这些评论，足以表明汝州歼灭战在当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1643年（崇祯十六年）的汝州之战实际上是敲响了大明灭亡的第一声丧钟。而后，仅仅半年多时间，李自成就打进了北京城。
　　有史料认为“汝州之战”的失败苏京也要承担责任，其实此时苏京的工作是巡按河南。
　　从历史上来看，苏京不是军事专家，虽然他在县令任上有过“剿贼”成绩，虽然明代后期书生拜大将者众多。但李自成的农民军与那些小型流寇不同，另外苏京的监军我们大致可以理解成算是崇祯帝派给孙传庭的政委，军事指挥权有限。而苏政委四十六岁以前没干过一官半职，出仕后仅任县令，与袁崇焕等实干家相比，他也缺乏实际军事经验和指挥气魄。
　　就在同一年，松山等城相继被清军功破，洪承畴被俘，降清。（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