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谢岩 通讯员 单雪刚
　　日照藏书文化历史悠久，藏书、读书蔚然成风。
　　据《中国藏书家考略》载：“日照明代状元（焦竑）藏书两楼，五楹俱满”；至清代，被龚自珍誉为“北方学者君第一”的许瀚，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大藏书家；后有山东省图书馆前三任馆长庄陔兰、丁麟年、王献唐，均为日照籍有名的藏书家。绵延数百年的藏书文化氛围也熏陶、辐射到了当代，日照藏书文化也盛极一时。
　　这套《班马字类》，从废品站收回，书上显示的递藏线索，也在清道光年间的袁振渭之后就戛然而止！那么，这套《班马字类》，是如何兜兜转转，由谁从外地带回日照的呢？

　　文化的推敲与论证必须严谨，但文化是可以尝试去推论的，就算论证不出最终的正确答案，或许也能给后来人以抛砖引玉式的启发。
　　我们可以盘点一下，从道光年间袁振渭之后的这150年中，日照有资格可能得到这套书的主人是谁？其实，当仁不让，虎山许瀚是最有可能的人选。
　　仅从这套《班马字类》提供的线索中，我们便能知道，许瀚一定很喜欢这套书。
　　我们可以按上文中的线索，逐一对号入座。
　　首先，《班马字类》是著名的字书，许瀚是清代杰出的朴学家、校勘家，他这一生一直在研究这方面的学问，比如校影宋本《说文解字》（三十卷）、抄校《说文校本》《五音韵校本》，助严可均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文》，为丁楙五审定《说文解字韵隶》。
　　其次，这套《班马字类》的第一收藏人、清初周起渭很喜欢这套书，否则他不会在书上加盖数印。另外，周起渭曾参予编修《康熙字典》，任纂修官。而许瀚，不仅酷爱研究这方面的学问，而且他在继周起渭一百多年后，曾跟随王引之修《康熙字典》，负责考充校录。
　　第三，这套《班马字类》的第二收藏人戴震治学广博，在天文、数学、历史、地理、音韵、文字、训诂等方面均有成就。戴震在推动考据学发展同时，拓荒近现代科学领域，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许瀚的古文字声韵学成就，离不开“乾嘉学派”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影响，而戴震则是王念孙的直接授课老师。当许瀚看到自己仰慕许久的大学问家戴震的故物时，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收入。
　　第四，桂馥卒于嘉庆十年（1805年），许瀚生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虽说有一种“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遗憾，但是桂馥学问的光环，可以说萦绕了许瀚的一生，以下都是有史可查的：1827年，李璋煜邀许瀚校桂馥《说文解字义证》；1842年，海源阁主人杨以增与许瀚商议拟刻桂馥《说文解字义证》；1846年，许瀚居清江浦，即刻，桂馥《说文义证》，系山西杨尚文出资；1854年，许瀚在《家祭文》曾有云：因刻桂馥《说文义证》，负债累累……仅从以上便可见，许瀚对桂馥的学问有多么看重，另外，这套《班马字类》上有桂馥的亲笔题跋，更应是许瀚的心头挚爱。
　　第五，这套《班马字类》的收藏者之一袁振渭，可见资料较少。1850年他在山东新泰担任教谕，类似新泰教育局长的职位，而此时的许瀚，在1850年到1853年间，历任山东滕县训导、峄县（今枣庄市、徐州部分地区，旧属山东）教谕，两人同属一个级别的官员，另外，有资料显示：“咸丰四年（1854年），新泰出土古铜器多品，铭首多有‘杞白（柏）’二字，至是新泰教谕袁振渭拓其铭文，寄请古文字学者许瀚进行考释，瀚定诸器为春秋杞国东迁新泰之时所制之物”。从上文可以得知他们两位是学友或师友关系，应该是经常有书信来往，进行学问交流的。
　　至此，我们可以尝试推论：这套《班马字类》应当是袁振渭忍痛割爱，转给了许瀚。咸丰三年（1853年）—同治五年（1866年），在人生的最后十几年时间里，许瀚在经历了归田、恶疾、瘫痪、匪掠、逃难、家败种种世态炎凉，最后抑郁而终。而他的大部分藏书，也随着这一切遭遇而失散，或许失散的这大部分藏书中就夹着这套《班马字类》。
　　在接下来的150年中，这套《班马字类》应该是被日照某一位或某一些收藏家小心翼翼保护了下来。而在10多年前的日照城市化发展提升最关健的节点上，大量民房处在改造升级过程中，很多存放了多年的旧书籍、纸片、画报无处安放，被当成废品送往了废品收购站。这位收藏家的后人，可能并没有继承到家传的藏书文化精髓，或者一时疏忽，而把这套珍贵的《班马字类》当成废旧书处理了！
　　幸甚！在这套珍本即将成为回收纸浆之际，日照古籍保护工作者们发现了它，这套《班马字类》得以重见天日，并被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入围“山东省古籍普查十大新发现”。
　　当然，对于《班马字类》在日照的传藏，以上只是古籍保护者们按照线索进行的合情合理的推测。日照的古籍保护者们将对该线索进行继续研究，也期待将来有更多的地方历史文献资料被发现，有更多的古籍爱好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