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锡云
　　退休以后，因为锻炼身体的需要，我又重新骑上自行车，每天拿出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沿城市绿道骑上几圈，既锻炼了身体，又观看城市景色，不亦乐乎。
　　我与自行车的缘分，已经有五十来年。少时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在部队大院，看到连队给养员骑着车子驮运蔬菜粮油，很是羡慕。看老电影，比如《地道战》《小兵张嘎》，里面的汉奸骑着自行车，与日本鬼子一起到村里扫荡，很觉诧异：怎么日本鬼子不骑车子，反而让汉奸骑着？后来，家里有了自行车，我也学会骑了，但上学路上大人一般不让用，只能放学后骑着过过瘾。1976年，我随父回老家，当时自行车是紧俏商品，把家里的上海“永久”牌自行车精心包装捆扎好，又是汽车、又是火车，上千公里运回老家。回来后住在县城，我上高中，学校很远，同学们大多都步行，极少骑车上学的，我也从众，来回走着。家里的自行车，到粮店买粮油等用用。父亲在单位有公用自行车，牌子是青岛的大“金鹿”，也是远近闻名的大牌子。回老家村里时，父亲用单位的自行车，我骑着自家的“永久”车子。老家是山区，坡多沟多，全是土路，来回一趟很累，满身尘土。就这，村里人也很羡慕，自行车毕竟是稀罕物，许多老人还称之为“洋车”。当时自行车凭票供应，价格在100多元到200元之间，城镇职工每月几十元工资，农村社员年底分配现金很少，省吃俭用几年才能买得起，想尽一切办法也要买辆自行车。当时自行车又是凭票限量供应，县里商业局、供销社等负责分配，到了农村公社少之又少，由公社领导掌握着，大多数人遥不可及。我父亲在邮电局工作，邮递员有淘汰的旧自行车，作价处理，当时父亲还给农村的亲戚办过几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参加工作在县直部门，机关单位能优先分得公用自行车，我也很快有了个人专用的，办理公事可以骑车去，上下班也可以用。成家的同事买煤球，也骑车子帮助驮运，煤球很沉，自行车不好掌握平衡，稍不注意，就会摔倒，煤球碎了倒没事，人有可能伤着。小年前后就要忙年，单位集体从商业单位购买猪头、猪下货、鲜鱼、蚕蛹、烟酒等，十来里路，几个年轻些的骑车去买，回来后分给大家。家在农村的机关干部，就骑车子驮着年货喜气洋洋地回家过年了。当时下公社农村公干也是骑车子，我和单位领导同事，一人一辆车子几十里山路到乡下出发，不觉得累。自行车也算是比较贵重的物品，修理车子、补胎，我都要着发票，到财务那里报销。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经济发展很快，对自行车的需求更加旺盛，农村女孩嫁人，怎么也要有辆自行车吧，回个娘家体面，小伙子走丈人家也撑撑面子。上海的“永久”“凤凰”、天津的“飞鸽”等国内名牌，以及省内青岛的大“金鹿”，都十分紧俏。县里的一家农修厂，自产部件加外部配套，组装了“宝山”牌自行车，也十分畅销。记得有一次，县里一位领导给什么人要了一辆，让我去办理。我找到厂里管事的，很顺利。这时，又来了县工业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也来要，因为找过多次，一直没有要到，他有些着急发火，甚至要给这个管事的跪下。我当时看了很惊诧，为了一辆自行车何至于此，男人膝下有黄金啊！四十年过去了，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些粮食大户、“万元户”等，上级奖励有时就是自行车票。再往后，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市场搞活，卖方市场成为买方市场，自行车不再那么紧俏。
　　1993年，我到市区工作，开始单位距离较近，我还骑车上下班。后来单位变动，家也搬了，我就很少骑自行车了。
　　现在尽管我又开始骑车，但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我分析了一下，现在骑车的，用于上下班工作的很少，即使有了共享单车，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也要自驾车上下班。一些中学生，距离在合理范围内的骑车上学。老年人市内出行，要么乘坐公交车，要么有电动自行车，年龄合适的也开车。成年人有许多是为了锻炼身体又骑上了车子，现在城市公园、绿地等处，又专门设有绿道，更方便人们锻炼身体用。在广大农村，代步的也多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甚至轿车了，即使在偏远山村，比如我老家远离县城和镇驻地，一些家庭门前也都停着轿车，特别是逢年过节，小小山村更是停着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