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锡云
　　儿时，感到收音机很奇妙：拉出天线，转动旋钮，里面就有说话和唱歌的声音。
　　大约1970年前后，父亲从北京买回一台台式收音机，摆在家里的橱柜上，安上几节五号电池，就可以听了。当时很珍惜，找了一块绸子布，还有一个带有图案的手织物，分两层盖在收音机上。想听收音机了，先掀开两层遮盖布，扭开旋钮，就可以选择节目。当时主要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省台，可听的内容也很单调，早晨六点半收听央广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晚上八点收听全国各地新闻联播节目，这两个节目还要重播。我记得还经常播放可以记录新闻的节目，就是有了重要新闻，播音员口播速度很慢，而且一句话播诵几遍，方便人们记录整理学习。我那时候十来岁，也跟着大人听新闻，了解了不少“文革”、批林批孔、反击右倾、援越抗美、外国政要来访等政治新闻，还有卫星上天、农业丰收、工业发展等新闻。娱乐节目极为单调，有革命样板戏选段，大约每半个小时为一个单元，轮流播出《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京剧现代戏的唱段。每播一段，播音员先告诉听众唱段名称，比如：《打虎上山》，然后就播放《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这一唱段。还经常播放样板戏全剧；广播电台也播放歌曲，主要是红歌，还有当时公开放映的电影的插曲，如《闪闪的红星》《地道战》插曲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广播节目发生了很多变化，新闻节目报出播音员姓名，我就是那时知道央广夏青、方亮、林如、雅坤、虹云等著名播音员的；节目更加丰富，播出了大量新创作歌曲，如《祝酒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以及复映的“文革”之前老电影插曲，如《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等的插曲；有了电影录音剪辑节目，把两个小时左右的电影故事片，剪辑到一个小时以内，配上解说播放，方便人们收听。我那时候对此很痴迷，反复听了电影《追捕》《尼罗河上的惨案》等的录音；评书节目也很吸引人，特别是年龄稍大的，坐在小马扎上，定时听刘兰芳、袁阔成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岳飞传》《三国演义》等；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比赛实况转播也很时兴，宋世雄转播的体育比赛吸引了大批听众，他连珠炮式的声音很有魅力，郎平的绰号“铁榔头”从他口中传到无数人的耳朵；人们喜爱学习，广播电台的学习节目大受欢迎，我还跟着学了一段时间的英语，买了英语书，两天一次，既学单词语法，也跟着朗读；播音员的声调，也根据播出内容变软变柔，增加了亲和力，我常收听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节目，这是对台节目，女播音员的声音很甜，很吸引人，我觉得台湾同胞一定很喜欢。
　　城里人喜爱收音机，在农村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收音机还不普及。为了让农民听到广播，国家大力兴办有线广播，还把通广播率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那时的农村，有许多水泥杆或木杆，线路进入社员家，每户安装一个广播匣子挂在墙上，有拉绳开关，定时播放节目，拉开开关就可以听，主要是县、公社广播站的自办节目，还有转播中央台、省台的节目。我在农村上山下乡时，给县广播站投过新闻稿，可惜没有播出过。有线广播和电话是一个线路，县广播站播出节目的时候，村里就不能接打电话了。收入比较高的农户，也有购买收音机的，毕竟可收听的节目多些，但受通信信号的限制，收听质量远不如城市。
　　电视机迅速普及，给广播电台带来压力。为了吸引听众，广播电台也在改进。广播歌曲点播、竞猜等应运而生，我没点播过歌曲，但有时候也躺在沙发上，收听点播节目，毕竟人们的爱好相通，别人喜爱的歌曲，许多我也爱听，而且点播歌曲者往往说出理由，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些服务类节目，比如交通信息等，很适应听众需要。
　　几十年过去了，尽管有电视机等其他手段，过去养成的听收音机的习惯，我一直保持着。只要开车外出，我就打开车载收音机，收听新闻或音乐。每天早晨和晚上六点半，固定收听央广的新闻报摘和联播节目。我这个习惯是不会改变的。同样，广播这个传播形式也是不会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