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是山东“南茶北引”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南茶北引”最为成功的地区。这是1973年10月六省区“南茶北引西迁”现场会在日照召开的照片。
　　南茶北引之前，日照虽有喝茶的习惯，却没有种茶的技术，绝大部分人甚至连茶树都没有见过。当时日照的“茶叶树”，不过是散生流苏（牛筋子、水蜡树、小蜡树）的嫩叶代茶，木樨科树种，与南方山茶科、茶属的茶叶树不同。

　　艰难的开篇
　　日照的南茶北引始于20世纪50年代。据说，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时对谭启龙说：“山东人口多，又爱喝茶，你到山东去工作，应该把南方的茶引到山东去。”并建议他在山东多种些茶。谭启龙调任山东省委后，积极推进“南茶北引”工作。
　　1958年冬，山东省林业厅开始了群众性试验，在全省试种茶树。省林业厅从浙江购进5000公斤茶籽，置室内摊凉，未做任何处理，于次年春，分配到各地试点种植。其中就有日照县大沙洼林场、莒县孙由乡五楼官庄大队等地。
　　这是日照南茶北引的肇始。
　　由于缺乏技术力量，主管部门亦未下达技术文件，茶籽被列入乡土树种，用点播大豆的方法简单播种入土，播种后未多进行管理，越冬也未采取培护措施，故大部分幼苗冻旱而死。
　　初次尝试虽然失败了，但茶树试种实验并没有停止。1961年，日照又选取大沙洼林场、马庄公社挪庄生产队苗圃、国营刘家寨苗圃共计0.56亩试种，分别采用了开沟点播、条播和撒播的方式，出苗率分别达到70%、95%、8%，但茶苗安全越冬的问题依然没能彻底解决。
　　转机始于1965年。这年春，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谭启龙发现青岛中山公园1959年引种的茶树还活着，随即责成山东省商业厅在省内严格选择地形，再次进行小面积试种。同年，五莲县在街头公社罗家丰台大队开始试种。
　　当年秋天，山东省糖茶烟酒公司派吕新、陈德熙二人到临沂选点试种。日照县选取了丝山公社双庙和安岚公社北山两个大队作为试种点，于1966年春，种茶8.7亩，其中北山村5亩，双庙村3.7亩。这一次的茶籽从浙江、安徽引进，并进行了沙藏越冬处理，成活了2.3亩。
　　1967年，日照县城关上李家庄子、厉家顶子，南湖弓山，巨峰薄家口，后村独垛子、石桥官庄，碑廓玉峰岭等９处公社14个大队试种了南茶111.5亩。1968年扩大到11处公社23个大队346.2亩，此时成活率已达95%以上。

　　坎坷的发展
　　南茶北引的过程曲折而坎坷。
　　来自南方的茶树喜温喜润，而日照的冬春寒冷干旱，多西北风。南茶北引最大的难关不是下种出苗，而是如何保证茶苗安全越冬。日照引种南茶后的冬天似乎分外寒冷，几乎是一年一小冻，四年一大冻，没有一年消停。1967年冬到1968年春，更是遇到了几十年空前未有的干冷天气，冻海几十里。1969年的严冬，日照10%的茶园失去生机；有85%的茶园叶片干枯90%以上，枝干枯死40厘米以上。
　　除了寒冬，群众的认知也是一大难关。
　　由于缺粮，大部分干部群众并不认可茶树种植，认为“山难改，性难移，南方的东西北方种不了，种茶白费力”，不仅搭上一年的工夫，还白白少种了两茬庄稼；认为种茶用工多，开荒种茶还不如开荒种花生、种苹果。各种牢骚、闲话不断。见茶苗两年才长尺把高，赚钱还不知猴年马月，又出现了“头年重视二年松，第三年不见收入就要扔”的现象，有的大队甚至干脆拔掉挡风障分柴草。西湖公社个别村庄还出现了谣言，说1968年日照遭受冻灾、旱灾，是由于得罪了海神娘娘，只有停止种茶，才能风调雨顺；甚至风传1969年谁若再坚持种茶，海神娘娘会让渔民们全部葬身大海。一时间，恐慌情绪开始在一些村庄迅速蔓延，1969年日照县新增茶园仅1.4亩。
　　然而，光种粮食收入太低，为了日照的长久发展，为了群众的长远利益，必须实行多种经营。
　　日照县将种茶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召开了种茶动员大会，重点解决基层干部种茶的思想问题；组建了多种经营办公室，专门负责此事；县里成立了种茶组，公社有种茶技术员，大队成立了种茶专业队。加大了对技术人员的培养力度。从1967年起，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也派出专家来日照调研，开展茶树栽培管理试验、研究与调查工作。
　　经过深入实地调查分析，冻害后活下来的茶园主要在背风向阳地块，且出苗后遮阴，冬季采取了培土、盖草、搭防风障等防护措施。这些经验的积累与总结，为以后扩种茶园提供了借鉴和范例。
　　为了确保茶苗安全过冬，当地的农民茶叶专业队做了大量实验。先后尝试过用松枝、桲椤做挡风帐，采取“扎腰”（用草包扎茶树茎部）、“戴帽”（用草盖在茶树枝上）、深埋土等方法，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后来，农民刘为雨尝试使用稻草苫子作为茶园的挡风帐，茶树冻伤问题才得以解决。茶园全部都采用稻草苫子挡风后，用草量的增加又与社员生火做饭争草产生了矛盾，实践中又创造出就地打土墙的办法，代替用草。
　　茶种也开始有了选择。日照用的茶籽最初是从浙江、福建、湖南、安徽等地调入，后来通过试种比较，最终确定从安徽歙县、黄山调进的种子出苗长势旺，最抗冻。
　　为降低群众的抵触情绪，日照县种茶都是开垦坡上荒地，不与粮食争地。据当时的茶叶专管员回忆：“让公社干部拿粮地种茶根本没可能，能拿出山坡已经是费了很大劲。”“后来，生产队每种一亩地的茶树，省里免费给1.5公斤尿素。大家为了拿尿素种粮食，才愿意在山坡上种茶。”到1973年日照县开辟茶园4080亩，其中3788亩属于开荒地，近90%。
　　为了调动基层种茶的积极性，县里制定了奖惩办法，树立了一批典型。
　　马庄公社石桥官庄大队开山炸石，垒地圲240多道，整出标准窄幅梯田585块，建成茶园70多亩，受到表彰。发明挡风帐的刘为雨，被日照县授予“种茶青年突击手”荣誉称号，被公社授予“农业学习模范”称号。1973年，上李家庄大队、西赵家庄大队分别被授予“种茶英雄集体”“种茶突击连”等荣誉称号。
　　对种茶积极的大队，县里用化肥进行奖补。1972年城关公社上李家庄大队获得奖励化肥600公斤，巨峰公社西赵家庄大队得到奖励化肥4350公斤。西赵家庄蹲点干部认为，1973年上李家庄扩种面积明显优于西赵家庄，经过友好协商，决定把奖励化肥中的1000公斤先拨付给上李家庄大队使用。
　　而连续两年公社排名后三位，同时又未出现种茶能手的大队，在全公社通报批评。有两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就因为种茶工作不力，一个被降为副书记，另一个被降为支部委员。被降职的大队干部要到邻近种茶村庄蹲点学习半年。
　　除省里发放的化肥外，为了保证茶园肥力供给，在总结养猪等经验的基础之上，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虞富莲和临沂科研人员任介民发明了“三圈一室”的积肥方法。随后日照县发起“三圈一室”运动，有的社队每亩茶树有1头猪（羊）供应肥料。比如巨峰公社水洪沟大队，1974年种茶50亩，养猪60头。后黄埠大队有茶园100亩，养猪50头，羊120只，保证了茶园施肥的需要。
　　种茶好的村庄，每年年底都可以多杀“年猪”。据当时的老百姓回忆，种茶之前，年底分猪肉一般就是1公斤，而在1973年年底可分得2.25公斤，村民们觉得种茶有了赚头。
　　靠着一点点摸索出来的“土办法”，大棒、胡萝卜齐上，茶树终于在日照县扎下了根。

　　成功地推广
　　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李联标经过调研认为，如果日照茶树按照南方的种植模式，要养五年的高棚才能摘几个头，收入太低。受到启发的任介民改变了茶叶增产思路，提出了适密、适矮、区田栽培的思路。这一方案缩短了茶叶出产的周期，第二年即可采茶，第三年亩产50公斤以上，比常规茶园提前二年投产，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73年，日照县的茶园发展到20个公社186个大队4080亩，其中1973年扩种1453亩，占前七年面积的55.3%，制茶4万余公斤，平均亩产16公斤，其中有358亩平均每亩采细茶43.5公斤，最高的六龄茶园亩产178公斤。
　　南茶的成功引种，打破了北纬30度以北不能种茶的认知。1973年10月，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在日照主持召开了全国六省（区）“南茶北引西迁”经验交流会。来自西藏、新疆、陕西、甘肃、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190余名代表参会。此时，经过几年的发展，日照已经系统地总结出了种茶的诀窍：茶园选择背风向阳地形、有充足水源；浇足“催芽水”“越冬水”；茶树适密适矮区田栽培等等。并将种茶与深翻改土、兴修水利、养殖积肥、植树造林结合起来。在“南茶北引西迁”经验交流会上，日照县提出的“一选”“把三关”“四结合”等技术，至今仍在北方广泛应用。会议结束之后，日照县自产的第一代、第二代茶籽陆续引种到北京密云县、辽宁和新疆等地。同年12月，山东省农业电影社在日照县拍摄了“南茶北引”科教片。
　　1978年，全国茶叶区划会议正式将山东列入江北茶区，也标志着日照“南茶北引”的最终成功。
　　经过数十年发展，日照茶园面积和产量已占到山东省半数以上，形成了数百个茶叶品牌。“日照绿茶”也已经从一个地方茶的统称成为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和品牌效益逐年提升。
　　（惠霞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