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伟伟
　　十一月初，我有幸参加了市作协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到河山镇刘家顺村农家书屋捐赠了日照籍作家的优秀图书，并参观了日照高新区河山实验学校“从前慢”农耕民俗文化馆。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体验机会，在这里我看到陈列着的旧物，感慨万千。感叹设计者用心用情的同时，也把我的思绪和陈列的物品高度吻合在一起。模拟展厅打开了我的视觉块垒，在参观中体味到午后烟囱里升起的柴火气和农家的饭菜香。这些物件是时光留声机，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那间刻着岁月痕迹的小卖铺，陈设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货物，有我熟悉的味道，让我久久不能平静。那把算盘，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我仿佛进入时光隧道，闪烁着的青春足迹光影一般，一帧帧呈现在眼前……
　　1986年秋天，我被县供销合作社下放到“基层”，那个时候的我对“基层”的概念很模糊，不知道在那里要待多久，这是无法预料的事情，就连县供销合作社分配工作的主任都不敢打包票，我的心里打着鼓，更像揣着小兔子扑通扑通地跳。我就要去往离城20公里的小镇，在这之前我与小镇从未有过交集，只知道那是小城最富裕的乡镇，是我即将开启新生活的地方。
　　一直以来在父母身边，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离开家之前还没有彻底“断乳”，更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猛不丁地被下放，给了父母一个措手不及，也给了我独立面对生活的决心和勇气。
　　那年秋天很美，身穿警服的父亲英俊威武地驾驶着“偏三”摩托车载着我，一路飞沙扬尘驶向西北。路两边青黄相间的杨树、柳树像放电影似的节节后退。一马平川的田野，混杂着各种味道的气流直入鼻腔，我时不时地憋着气，眯着眼睛很舒服地坐在父亲右边的车斗子里，父亲后面的另一个座位上捆绑着行李。
　　半个多小时后，村庄密集起来，不时有狗从路东跑到路西，有没完没了鸡鸣狗叫传来。再往里走，路东有一排很长很气派的大玻璃窗的房子，路西一座小桥通向村子。父亲放慢车速，寻着一处挂着醒目牌子的大门口，径直开了进去。许是摩托车的声响引来看门的老头，在老头的指引下，父亲领着我走进1楼的办公室，一位二十来岁的小伙接待了父亲，后来知道他是办公室秘书小蔡。父亲递上我的录取通知证书并说明来意。蔡秘书拎着我的行李，和父亲一起把我送到三楼的一间干净舒适的宿舍，在这间宿舍里我一住就是三年。如今，我时常以虔诚的心回望那段青春岁月里最灿烂的日子，一个少女在那个乡镇度过人生最为重要的成人礼。
　　我们是吃着“国库粮”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那个年代吃“国库粮”比较让人眼热。城四关的人称我们“机关糊子”，他们用这种称呼来企图抹杀我们的优越感。而好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并没有让我们加倍努力学习。相反，很多“机关糊子”放弃尚未完成的学业过早地踏向社会。未满17岁的我也走了这条招工之路，迫切地想脱离父母的怀抱，投入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在乡下那段生活中，给了我自由成长的空间，改变了我的命运，更难能可贵的是填补了我对农村认知的空白。
　　一起分配到供销社的还有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同事，他们是本供销社的子女，是“接班生”。男孩长我一岁，占了长子的优势，顺理成章地接了他父亲的班。女孩的父亲早逝，家中姐弟三人，原本男孩接班，无奈男孩尚小，母亲忍着巨大的痛让她接班了。我们被暂时安排到一起，在办公室学最基本的业务，秘书小蔡为我们准备了算盘，我们跟着会计学打算盘，跟着售货员学点钞，跟着门头经理学记账学清资。没用多久，我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打算盘的速度快得惊人，还会用双手上下翻飞打，有了这项技能，我便有了颇感骄傲的资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行歌曲兴起，办公室有一台超大的双卡收录机，成为我们最为消遣的奢侈品。让我这个“机关糊子”感到惊喜的是，带有各种头像的磁带像多米诺骨牌一盒盒码得整整齐齐摆在了一米多的货架上，这“土豪”的阵势，让我们得意了好长时间。双卡收录机是当时最风靡的新生事物，那时候，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手提收录机，大声播放着流行歌曲“炸街”，别提有多酷了。我们不敢大声播放，以免影响其他科室。当然，其他科室的人也没闲工夫来办公室听歌，他们大多是亦工亦农，农忙的时候都去忙农活，一年两季不见人。得意了我们三人，趴在收录机旁边，花上大把的时间来学流行歌。那个女孩有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像百灵鸟。
　　在乡下，很多的事情是我认知范畴之外的，必须要从头学起。我惴惴不安地学着，接受着，并逐渐习惯着。乡村的岁月宁静而深远。早晨，我们踩着湿漉漉的霜走进白茫茫的田野，沿着青绿色麦苗地，去往十里开外池塘寻找菱角。傍晚，在袅袅炊烟升腾时候，我们穿过村庄去柳青河坝上看晚霞飞散。好客的村里人和我们打着招呼，并热情邀请我们去家里头，遇上饭点吃饭，给水就喝，从来不拘束。村里的老百姓是消息的传播机，乡镇上有什么新鲜事，他们最有知晓权和发言权，供销社分来三个新人很快就家喻户晓。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一双双含着温暖的眼睛跟着，他们想用眼神来融化我们。乡村的美，很大一部分来自厚重浓烈，自然淳朴的生活。
　　终于融入了成年人的队伍，在那一排很体面的玻璃橱窗里，我成为一名最小的售货员，面对最基层的一群人。他们有的很邋遢，脚上穿着用废旧轮胎做的凉拖，挽着的裤腿上始终印着粪土痕迹，黢黑的手里攥着油花花的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煤油票，还有捂着汗臭味的，不肯张开手掌交给我的皱皱巴巴的血汗钱。他们很实诚，与我交换着柜台里商品，从来不会与我讨价还价，一分一厘都算得比我明白。百货店很琐碎，小到针头线脑蛤蜊油，大到挂钟自行车缝纫机，逢集或者定亲“过红”的好日子，百货店5人满勤，手脚麻利供应着商品，打着算盘，唱着钱数，点钞找零，紧张而有序。百货店里的物品基本上能满足他们一站式购物，一天下来我们累得难受，当然利润也丰厚。
　　和我一起学习的那个男生，分到玉皇山下张家山沟的代销点。我去玉皇山玩的时候，路过他的门头，他正在一米长的柜台前，给用地瓜干换酒的老农，递上一端子酒。那个老农打着赤脚倚在柜台上，滋溜滋溜地咂着嘴巴陶醉着，想必这是他人生最美的一件事。看见他脚边的锄头，大概是刚忙完农活还未进家门，这一端子酒解了乏也解了馋。透过阳光，我看见那个男生像《孔乙己》里戴着瓜皮帽，穿着长衫赊酒给孔乙己的男孩。
　　经过那一段生活，我从心里接受了这些最纯粹、最质朴、最执拗，最底层的惜土如金的一群人。乡村的一草一木一晨一昏为我打开一本画卷，这群人是我人生中最为简朴的老师，他们给我补上一堂乡情民俗课，让我扎扎实实地从农村这所大课堂毕业了。
　　日子慢慢地，像落叶一样飘过。我无法拾掇起每一片叶子精彩飘落的瞬间，只能在长长的回忆里搜寻最难忘的一抹风景。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的记忆逐渐模糊，我忘记了它原有的气息，甚至没有及时地触及它生生不息，源源不绝的更新和变化。我离开它太久远了，或许我从来没有认真地在这片叫农村的土地上生活过，但它却真实地记录我曾经的过往，为我留住一段浓浓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