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6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考试季，高考、中考，都集中在6月里。各种考试的接踵而至，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很多人也会为这些考试保驾护航。古往今来，想要在大范围的考试选拔中脱颖而出，都是相当难的。说到古代考试制度，人们一般会想到科举制。其实，流行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察举制，其难度也丝毫不亚于科举制。
　　经过演变，这一制度从“以德取人”“以名取人”逐步过渡到“以文取人”，从个人举荐逐渐变为统一考试。
科目难 偏重经术道德
　　自西汉时确立的察举制，历经东汉、魏晋和南北朝，至隋朝被科举制取代。西汉高帝时推行察举后，经过文景武三朝不断完善修改，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逐渐有了较为完备的考察科目，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四科”，即：孝廉、贤良、秀才、异科。
　　孝廉即具备孝行之民、较为廉洁的吏，东汉时合二为一统称为孝廉；贤良、秀才大致如字面意思，以考察儒学修养和道德品行为主。异科则是考察天文、历法、理财、治水、粮廪等方面的才能。可以说，早期察举偏重考察经术和道德，而对政府运作所需要的技能考察相对较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并非那个时代不重视技术人才，这是特定历史条件造成的。汉朝独尊儒术，在其成为统治者采纳的政治理论之后，选拔官员也就按照儒家要求的标准来施行。
　　然而一味只以五经为内容察举人才，会不会导致人才队伍技能弱化呢？答案是肯定的。两汉时代一直在同步推行文法之吏的察举，推出过“明先王之术”“明阴阳灾异”“治狱平”等专业技能类的科目，选拔一定数量的吏以应付政府运转之需。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突发奇想地推出一系列新科目，诸如天文、历算、钟律、方术、本草等，各地一下子举荐上来数千人，创下两汉察举之最。后来刘秀再造刘汉，王莽的一些做法改头换面保留了一些，像察举科目中的阴阳学、天官历算、律法等，都沿袭下来。
名额少 20万人举1人
　　根据察举制，被察举者绝大多数可出仕做官，因其出路好，入选就非常难。
　　首先难在名额太少。西汉起初每郡国每年察举2人。西汉郡国随着人口不断增长而增多，汉平帝时最多，共有103个。以此粗略算之，全国每年察举者才206人。不仅少，还不公平。各郡国之间人口分布不均衡，像汝南郡多达259.6万人，而江夏郡只有21.9万人，察举名额却都是2人。东汉后来做出调整，按人头来，每20万人每年察举1人，不满20万人的小郡每两年察举 1人，少于10万人的袖珍郡每三年察举1人。又对边疆地区予以照顾，边郡少于5万人的三年举1人，不到10万人的两年举1人，10万人以上每年可举1人。即使按这个比例来算，东汉人口峰值约5000万人，察举人数约250人至300人之间。20万人挑一个，可谓竞争激烈。
　　其次难在选拔方式。察举的实施者称之为举主，一般由三公九卿诸署长官，以及郡守等高级官员充任，选拔方式以平时了解、当面谈话等为主。这意味着普通人想要进入举主的视线，要么平素非常有德有才，声名远播，才能引起高官显贵的注意。否则，就算满腹经纶也难免终生埋没。
　　为了使察举有据可依，东汉光武帝刘秀曾下诏明确四条具体标准：一是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是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是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是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不过顶层设计是好的，具体运用时，皇帝不可能一直关注到基层，察举实际选拔多由郡县守吏操作，靠印象取人、靠关系察举者比比皆是。
舞弊多 考试制度防腐败
　　两汉时平民子弟受限于名额和方式的限制，本就万难被察举，遗珠于野是常态。到了魏晋时期，由于士族阶层极大发展，儒学暂时落入低潮，以九品官人法为标志的品评制度异军突起，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察举的资格被高门士族基本垄断。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了问题，便着手进行改革。
　　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察举制受世族豪强影响，徇私舞弊、贵官相托，察举不公平现象越来越严重，四世三公、三世三公等官僚世家屡屡出现。一些清正廉洁的官员挺身而出反对察举作弊，险些付出生命代价。
　　比如河东郡守史弼，断然拒绝中常侍侯览的请托，坚决捍卫察举制“选士报国”的根本原则。侯览恼羞成怒，勾结司隶校尉、廷尉等高官，把史弼打入死牢。幸亏一位叫魏劭的孝廉感念史弼正直，变卖家产筹资贿赂侯览，才算免去史弼死罪。
　　这一极端事件是东汉中期察举制弊端的一次大爆发，使汉廷不得不做出调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变革察举制，核心政策有二：一是设定年龄限制，察举对象一般要年满四十。二是建立考试制度，“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意即儒生察举要考试经学，文吏则考试奏章律令方面的技能。
　　察举制在南北朝也陆续有一些改制，但方向愈来愈明晰。以德取人、以名取人因为主观性太强而渐居次要，以文取人、以能取人逐渐吃重，尤其是以文取人在南北朝得到重视，南朝建立了策试、考试制度，举士选官的程序越来越严密，考试方向越来越偏重于实务和文才，已经是科举制的雏形了。（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