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敏
　　我是听着母亲的纺车声长大的。
　　每天晚上，母亲在忙完一家人的晚饭之后，就坐在纺车旁，开始了她的另一项工作——纺花。
　　纺车就静卧在堂屋的西墙脚，它就像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又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沉默，安静，等着母亲去安抚，去温暖，去听它的絮絮叨叨的低吟。也只有母亲能听懂它的心语。它是母亲的孩子，也是母亲的伴侣。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穿衣服都是要靠自己解决的。怎么解决，种棉花，纺花织布，缝衣服。这自然是女人的工作。所以，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来说，这项工作会耗去母亲多少时间和精力，恐怕谁也无法估算。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母亲是这个家庭里最忙的人，一年到头都不得清闲。
　　于是，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黑暗中，在全家人都进入休息的酣梦中，堂屋里那盏如豆的油灯，那辆时而欢快时而疲惫的纺车，就成了母亲的忠实朋友，也是母亲技艺表演的忠实观众。是它们陪着母亲，度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一场又一场人世的寒凉。那悠长的棉线，纺进了母亲对家庭的无限责任，对家人的无限温暖，对孩子们的无限怜惜。棉线有多长，母亲的爱就有多长；纺锤有多厚，母亲的爱就有多厚。
　　看母亲纺花是一种享受。从我幼小的眼光来看，母亲的纺花简直是一种艺术体操。母亲一只手摇转纺车，纺车如一只高速旋转的陀螺；另一只手续接弹好的棉花。渐渐地，棉絮就变成长长的、细细的、匀匀的棉丝，缠绕在同样高速旋转的棉锭上。渐渐地，母亲的胳膊越拉越长，怀抱越张越开，犹如大鹏展翅，酷似孔雀开屏。渐渐地，棉锭由细到粗，由瘦到胖，两柱香功夫，就长成一个胖胖的橄榄球。
　　于是，那一袋一袋弹好的棉絮，经过黑夜的洗礼，经过母亲的加工，就演绎成一只只洁白而肥胖的纺锤。长大的它们，被母亲整齐地排列在干净的条几上。那骄傲的肚腹，那雪白的脸蛋，那整齐划一的队列，像极了等待母亲接见的士兵，又像是感谢母亲塑造生命的敬礼。
　　我们一直感到很神奇，母亲的双手怎么就协调得那么好，棉线怎么这么匀称，并且一点也不断接呢？妹妹七八岁时，曾对这个貌似简单的劳动工具和单调的劳动过程不屑一顾，她偷偷纺过几次，一手摇纺车，一手续棉花，可是怎么小心都不能做到协调自如。不是忘了摇纺车，就是棉线断了，根本纺不成，就放弃了。隔壁的香姐，性格要强，她十七八时，就已经是村里出名的家务能手，样样精通，但只纺花织布一项，她一直佩服母亲。她纺花时，也是把纺车摇得飞快，续线如蜘蛛吐丝，显得十分精湛。但就是有一条：断。续棉花要能够跟得上纺车的速度，棉花续接的量要一致，才能保证棉线匀称，又保证棉线不断接，三者协调才算高手，这就考验自己手上的功夫和灵巧程度了。她请教母亲，母亲淡淡一笑，没啥技巧，熟练了就好了。
　　熬夜，小小的我们是熬不下去的。通常，我们熬到八九点就困了。母亲把我们安顿好之后，继续纺花。正常情况下，母亲一个半夜能纺两个棉锭。有一年，谁也没想到，冬天提前了。母亲为了赶在严冬到来之前给我们缝好棉衣，就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地纺。一天晚上，我起床小解，看见昏黄的煤油灯下，母亲瘦小的背影如一团黑雾，遮蔽了半个堂屋。我说，娘，半夜了，赶紧睡觉吧。母亲说，你先睡吧，我一会就睡。等到我第二次起床时，窗外已经微微发亮——母亲竟然纺了一夜。
　　像这样的夜晚，母亲度过了多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家五个孩子，包括五个大人，在母亲的操持下，从来没有冻着过，也从来没有穿得破破烂烂过。
　　寒来暑往，冬短夏长，我们家每年种的四五亩棉花，都在母亲勤劳而灵巧的双手的描画下，变成我们身上合身、好看又温暖的时令衣服。我们穿着母亲亲手纺织、裁剪、缝制的衣服，昂首挺胸，走过童年，走过少年；走出乡村，走向城市；走出青涩，走向成熟；走过岁月的沧桑，走向人世风华。尽管世事变迁，技艺更新，手工织布退出历史舞台，但时至今天，在我深沉厚重的记忆里，母亲纺织的棉布衣服，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华美、最温暖、最高贵的衣服。
　　纺车声声，棉线长长，那融进棉线里的，不仅只有棉花和岁月，还有母亲的一腔热血和爱我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