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兆爱
小时候摊煎饼,烧火都是老人或孩子的事,我经常会分到这个活计。开始是很快乐的,但几个小时坐下来,对一个孩子来说也实在枯燥,后来便觉得无趣了。
冬天还好些,鏊底的草烧出红红的火,让冬日多了些暖意,要是在鏊底热灰里埋上三五个小红薯,闻着它们一点点被焖熟散出的香气,就觉得多了许多期待和热切。最后扒出来的常常是一个个黑炭头了,剥开外面烧得黑硬的一层,里面烤红薯的热气与香气一起扑面而来,不等吃到嘴里就觉得很享受了。待咬一口吃下去,冬天的寒气一扫而空,从嘴里到胃里都暖融融的,于是沾着一圈黑灰的嘴就咧得更开心了。
摊煎饼是一种技术活,很考验协调性,高手摊煎饼更是如同绘画舞蹈一般的。挑好的面糊放在盆里,母亲用油搭子擦擦鏊子,左手持勺,挖起一勺面糊,倒在鏊子边上,右手半侧着尺子一下下推着面糊,在鏊子上从外向里转着圈推开,一直到最后转到鏊顶,封上,将剩余的面糊用尺子铲回盆里,再用尺子反复打磨煎饼,让它更均匀平滑。等蒸腾而起的热气散得差不多,煎饼就熟了。将煎饼用尺子在一侧轻轻揭起,两只手轻轻捏住往上一揭,一张圆圆的煎饼就完整地应声而起,被一张张摞在左边的大笸箩里,温顺地如同训练有素。母亲更令我称奇的是,她在推面糊时可以正手也可以反手,可以顺时针也可以逆时针,简直像金庸小说里的武侠少林扫地僧,将“功夫”练到了化境。而这似乎是家乡婶子大娘们的共同“神功”。
一个人摊煎饼更考验功力,既要如常完成一套挖面糊、摊开、匀匀、揭下的活,还要随时照看鏊底的火,添草、拨匀,火不能太猛,不能堆在一个地方,也不能熄了,这简直是会让许多人手忙脚乱的事,而她们做起来丝毫不显忙乱,而是有条不紊、游刃有余。古人对庖厨之事多有赞赏,如“治大国若烹小鲜”,确实,以一件摊煎饼这一平常的庖厨小事观之,何尝没有做大事的智慧体现?
夏天摊煎饼就简直是酷刑了,两个人都是汗流浃背满脸通红,如同蒸桑拿一般,还是一蒸就几个小时的那种。所以常要避开正午和最热的天气,而是在早晨或傍晚做这个活计。
用白面糊摊煎饼其实也是后来的事了,在我家是八十年代后期,而之前则一律都是吃地瓜面的煎饼。秋天将地瓜切成页,晒好,磨成面,然后将地瓜面用大盆泡水,在竹笸箩里铺好包袱,将泡好的地瓜面水倒进去,等它控水,然后将包袱四角往中间收起、系紧,上面压上一块扁圆的青石,把里面的水分尽量沥干。沥干水的地瓜面取出来,放在盆里,摊煎饼前挖出一部分,弄成一个大圆球,将这个大圆球放在鏊子上,快速推动它在鏊子上从外向内画圈,最后封上中间,将仍很庞大的“球”放回面盆。等这个摊熟,揭下,再烙下一个。还有些地方会用地瓜直接磨成水糊子然后用来摊煎饼,会比地瓜面的更白一些。但无论哪种,都比较硬,且略带地瓜的甜味。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分配方式变化,劳动方式变化,加上化肥的加持,家里的麦子收得多了起来,不过十年八载,多数人家都开始烙白面煎饼,软软的,有些糯,透着麦香味,在乡里人眼里,白面煎饼几乎成了高等饭食,也昭示着农民生活的巨大改善。
时代在发展,煎饼的摊制方法也在变化。煎饼从手工进入机器时代,开始变成长方形,又变回圆形,甚至一圈五六张鏊子一齐开动。但无论怎样变,煎饼都依然是这里家家户户生活必需。
只是,生活的富裕却使人愈发怀念手工的味道,而今市面上手工煎饼又再度兴盛起来,花样也愈发繁多起来:全麦、白面、小米、玉米、地瓜、杂粮……还有添加鸡蛋、牛奶、蔬菜、水果等,品种繁多得几乎连久吃煎饼的本地人也觉得眼花缭乱。
生活真的富裕了,需求自然更多元:要好咬,要营养,要时尚,要老滋味……无论哪种诉求,大都能从市场的煎饼中得到满足。可见煎饼在传统的滋味、做法传承中,也在不断开拓创新,不只走上本地每家的餐桌,也跟随千万远走他乡的山东人走出山东,更是跟随互联网联通了各地人的味蕾。
简单的一张煎饼,寄寓了山东人无数的回忆、无数的滋味,和无边的乡思。
“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煎饼的素味使它无所不包,所谓“当其无,有味之用”。那薄如纸,柔如缎,圆如盘,大如盖的煎饼,包裹上山东的虾皮、涪陵的榨菜、东北的酸菜、福建的橄榄菜、重庆的泡椒凤爪,在异地的餐桌,在长途的车上,在他乡的风景名胜,在异国他乡的公寓里,传递着童年的快乐,传递着故乡的味道,传递着乡土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