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世祥
　　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走得平静、安详，但平日里面庞上那层淡淡的哀怨却仍然挂在脸上。
　　母亲生前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尖尖的小脚。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我已过起了退休生活，有闲暇带她老人家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繁华都市，也寻访过不少偏远的古朴村寨，所到之处，母亲的那双小脚常引起人们的围观、拍照，而我竟再也没有见到过第二例小脚女人，于是，在我的视野里，母亲便成了这世界上最后的小脚。
　　母亲是2015年1月22日过世的，享年93岁。
　　她的一生，是双脚人为致残而痛苦伴随的一生。
　　小时候，看到周边邻里年长一些的妇女和母亲一样，都有着一双或大或小的尖脚，我还认为那是岁月的年轮自然演化的结果呢！长了几岁后，才知道那是人为自残所致。自此，望着母亲走起路来那双歪歪扭扭、左摇右曳，生活极为不便的小脚，一种对缠足陋习极度不解的愤懑便在胸中升腾……
　　据说，中国汉族女人的缠足陋习，滥觞于历史上的风流皇帝——— 五代时南唐亡国之君李煜的嗜好。在当时的上流社会，它当是嫔妃们为争宠邀幸主动所为，然后来扩散于民间，却成了强加于广大妇女身上的枷锁，是摧残女性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酷刑，千百年来所上演的，是一幕幕“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人间悲剧，这般残忍，何以存在逾千年？
　　因母亲小脚一生备受煎熬的缘故，我曾多少次思索过这个问题，结论是：除了以男权为中心的审美、道德、性文化等因素外，主要原因应该是中国所特有的闭塞、广袤的地理环境和长期稳定的农耕经济生产方式所致。简言之，那些流动性强的民族，如游牧、渔猎等民族的妇女是决不会裹脚的，否则他们便无法生产和生存。
　　尖尖小脚，连着国运。
　　我曾想，人的自残乃至自杀行为，作为个别现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屡见不鲜，未来也不会消失。但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汉民族，上千年来，一代又一代接力传承，在对美丽———性感———地位———金钱———幸福的幻想和期待中呻吟，半数人口集体自残，塑造着“美丽”的神话，这样变态的社会，畸形的审美观，民族性的弱智和裹足不前，主观上的自我退化，到头来不被蛮夷入侵打败，那才是咄咄怪事！
　　由此观之，我泱泱中华万里堤防在1840年后毁于西方列强之洪水，当在千年前的某一天，当南唐后主李煜在后宫中手捧窅娘的“金莲”寻欢作乐时便筑好了溃败的蚁穴。
　　自然，对中国小脚女人的现象在历史的视野上作出理论上的审视与评判，对于我的文盲母亲来讲，是她连听都听不懂的事。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对她那双伤残小脚给她带来的痛苦，唯一的情绪是哀怨，且常常挂在脸上，说在嘴上。而哀怨的指向，不是吃人的封建礼教，而是她的父母———我的姥爷姥姥，两位纯朴善良的农夫农妇。一生中，她不知多少次向她的子女们唠叨过强迫她裹脚的陈年旧事……
　　从母亲的嘴里，我最早知道，在中国小脚女人的缠足史上，每一位母亲无一例外地扮演着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角色，而受害和加害的目的却只有一个———为了找个好婆家！
　　持续千年的缠足陋习，经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先进知识分子的一次次呐喊，本应在辛亥革命后随着孙中山禁止缠足令的发布而寿终正寝，但之后走出的却是一条日渐式微的路，至五四运动前后，在城市中才算绝迹，而在广大乡村，个别家庭仍惜小脚如命，顽固地保留着这一恶习。
　　我的姥爷姥姥一家，便是这个别家庭中的一个。
　　姥爷可谓是惜旧、保守的典型。他家坐落鲁东南一个名叫齐家沟的小山村，距我们家有十几里山路。小时候，我常随母亲去他家。印象中的姥爷，一年四季总戴着一顶帽子（夏天戴斗笠），几乎不见他脱掉。有一次，只有他和我在家，他突然把头上的毡帽摘了下来，我惊讶地发现，他的脑袋前半截光秃秃的，后半截有着一坨灰白色的东西，放下来时，才知道那是一条老鼠尾巴一样长长的辫子。他神色慌张，不时看着窗外，整理了一番，把那条辫子再次盘在了脑后，把毡帽戴上盖住，这才平静了下来，那样子煞是奇怪和可笑，并永久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长大后我才知晓那时姥爷怕人和慌张的原因。原来，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那条辫子就应被剪掉的，而他却当作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偷偷地保留着，直到文革破“四旧”时，才被红卫兵强行剪掉。由此，他在我心目中也便成了男人脑后留辫的“化石”。
　　社会上常有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之说。有了这样的姥爷，便可想见姥姥的行为了。其实，姥姥思想的守旧程度与姥爷不分伯仲，在小脚与辫子的问题上，他们可谓天作之合，互为“帮凶”。
　　母亲共有姊妹四人。日本投降那年，她的小妹自我解放，偷偷地解掉了裹脚布后离家出走，参加了当地的妇女组织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春，她的弟弟因自行剪掉了脑后的辫子与姥爷发生了暴力冲突，将姥爷摔倒在地后，第二个逃出了家庭的藩篱，参加了解放军，喋血于朝鲜战场。唯独母亲和她的大姐因出生得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先后被姥姥强行缠成了“银莲”（四寸）小脚。据母亲讲，初缠时她很是顺从，因为她并不知道那样做会疼痛且终生残疾，还觉得很好玩呢，缠上之后才知道那真不是人受的罪。随着疼痛的加剧，反抗也越来越激烈，或蹬脚，或逃跑。但每次逃跑，都是被姥爷抓回（姥姥小脚追不上），协助姥姥将她的脚再次缠上。为尽快缠出一双理想中的“三寸金莲”，白天，她被逼着要不停地走动，疼痛难耐，晚上则必须穿着睡鞋睡觉，夜夜无眠。
　　其实，丘比特之箭并不对荒谬与暴力为伍制造的“美丽”格外垂青。千百年来，中国小脚女人们的姻缘似乎被命运之神早已锁定。
　　母亲当然也不例外。
　　据母亲讲，她嫁给父亲的时候，父亲和乞丐无异。父亲的所谓家，除了山坡上一间半低矮的草棚，一升从继母那里分来的高粱，两个黑碗和一个煮饭用的陶罐外，别无器物。而那陶罐，也是支在三块石头上野炊一样使用的。好在，虽说贫穷，但父亲性情温和乐观，心灵手巧，会瓦工、织布等技术活儿，农活更是不在话下。更不可思议的是，一天学没上的他，竟能熟练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毛笔字写得好，京胡更是拉得娴熟———据说，这都是他从附近山庙里一位道士那里学来的。母亲持家有道，贤淑能干，针黹活做得精巧、细致，还会做豆腐烙大饼，时不时做点小生意什么的。父母同苦共甘，熬清守淡，日夜操劳，用汗水浇灌着期待。日子过得竟也充实和美，有希望。
　　母亲先后生育了七个子女。全家九口人，她是家里的顶梁柱、主心骨，公认的“核心”。
　　“公社”化以后，父亲和姊妹们都需要到生产队干活，家里只留母亲一人。九口之家，身上衣裳口中食，喂猪喂鸡喂羊，推磨卡碓做饭，纺线缝衣做鞋，人情世事……全仗她一个人张罗、操持。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街坊邻里，四村八乡不断有人饿死，而我们姊妹七人却顽强地活了下来。
　　那时以后，无论春夏秋冬，我们家惯常的景象是：入夜，子女们入睡了，母亲仍在昏暗的油灯下颠着小脚忙碌。第二天天不亮子女们起床了，见母亲早就起来了，依然在灯下忙碌着……
　　为了把子女们抚养成人，母亲含辛茹苦，她尽到了她的职责，且达到了极限———不舍昼夜。
　　有了人，便有了希望。母亲用她那羸弱的身躯，撑起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家里不但从此结束了缺衣少食的窘迫，至改革开放前夕，还陆续添置了缝纫机等大件家什，有了连城里少数人才有的“三转一响”（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而这“三转一响”，竟是由母亲一个人——— 从种桑、养蚕、剥茧、缫丝、纺线、染色、出售的花线钱购置的。
　　我常常感到不解，母亲那双尖尖的小脚是如何承载起这生命之重的？
　　——煤油灯下，母亲的纺车和她那清瘦的身影，是定格在我心头永恒的记忆。
　　在持家过日子方面，母亲常被乡里乡亲称道。但她自己最看重的，却是她的儿女和孙辈们。晚年进城后，她常对人说：“我有七个儿女，七个孙辈———四个儿，三个闺女，四个孙子，三个孙女。”满足之情溢于言表。
　　的确，母亲应该满足。改革开放后，除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我之外，其余姊妹六人先后都来到了黄海之滨的小城日照创业，且都事业有成，较早地过上了小康生活。其中，最小的弟弟还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孙辈们更是胜过前辈，分别在北上广及海外发展。或在生意场上打拼，或在医院、司法机关、部队任职，且都小有成绩。
　　富裕起来之后，子女们将父母亲接到了城里，自1989年起，他们才真正结束了终日为寻衣觅食而起早贪黑艰辛备尝的日子，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生话。
　　周末或节假日，姊妹们常到母亲那里聚会。当子女们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母亲多数时候并不上桌。她不吃，总是坐在一旁，默默地微笑着，看着儿女子孙吃———那样子，比她自己吃更加舒心、甜蜜。
　　从母亲的微笑中，可以看出，她对她的儿女们已不再牵挂。在她看来，儿女们已经长大成人，已不再需要她耳提面命，行为示范了。
　　母亲讲不出什么爱国家爱集体之类的言语或大道理，但她的理念行为对子女们影响至深，甚至决定一生。
　　1967年夏天，她大病一场，患了胆结石，到县医院做了胆囊切除手术。医疗费不足，家里将仅有的一头猪卖掉才凑够一半。那时候实行的是先治病后收钱，母亲出院时，另一半医疗费九十余元，医院知道我们家生活困难没要求再交，之后也没有再要。但十三年之后的1980年，家里经济宽余了，她却硬要小弟带上这笔钱走了七十余里山路将其还给了县医院。
　　母亲常说：“人有善心，胜过存金。”
　　母亲心善，常令子女们错愕。
　　1962年冬，徐州一带一个老年男子要饭要到我们家，母亲留他住宿，第二天早饭后又将一打（12个）糟糠煎饼送给了他。这使那老年男子备感意外，激动得当即磕头跪谢，并把他的玉石烟袋嘴拔下与父亲的铜烟袋嘴作了交换，声言作个纪念，等他家生活好了，他一定会再来。子女们当时大惑不解，须知，那煎饼当时连家人也是限量食用，不能吃足吃饱的呀！
　　1964年春，我所在的中学召开运动会，学校用勤工俭学种的粮食为学生改善生活，每人发了两个馒头，我舍不得吃，带回家给了体弱的母亲，母亲却背着我将馒头送给了邻里比她更体弱的一位老奶奶……
　　母亲常说：“不怕不识理，就怕不识字。”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文革前的十年时间，我们姊妹七人陆续到了适学年龄（总年龄差仅十二岁），在十年间让七个孩子全都上学，这是连城里人也不容易办到的事。于是，聪明的母亲便来了个“拉大间隔，重点培养”的策略——— 虽然她并不会这样说，但她却是这样做的。每隔四五年送一个孩子上学。在十二年时间里先后将我、小弟和小妹送进了正规学校，而把双胞胎的两个弟弟送进了半耕半读班。这样，在靠“挣工分”分粮吃饭的岁月里，既保证了家庭成员对生产队有一定量劳动投入以维持基本生活，又保证了大部分子女有学可上。那年头，农村多数家长并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学。已经上了学的，迫于生计也不断有人辍学。在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生产队长多次上门，动员母亲让我和小弟辍学回生产队劳动，母亲的姐姐———我的大姨也因我们家孩子多生活困难，动员母亲不必再让孩子上学，“挣工分”糊口要紧。但母亲的回答坚定而有力，她说：“我就是要饭，也要供孩子把学上下来！”重点培养和坚持的结果，是三个进全日制学校的，分别读完了大学和初中；两个进入半耕半读班的，也达到了六年级毕业的文化水平。
　　母亲常说：“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
　　打骂是母亲对子女施教的“法宝”。她对子女的严厉是出了名的，村里村外，远近皆知。按照她的理念和对错标准，儿女们是不能犯错的。在家里，犯了错就是一顿暴打，且多用棍子。有时候，儿女们犯的并不是什么错，而是生活中很难避免的失误，那也逃脱不了一顿臭揍。在外面，如果犯了什么错被人告诉，那更是错上加错，“棍”加一等。也好，如此严厉之家教方式，使得姊妹们在走向社会后，也倒没犯过什么大错。
　　成年居家过日子后，姊妹们凑在一起时，对母亲的暴力施教多有抱怨，母亲听后总是低着头，脸有愧色且长时间沉默不语，那样子无疑是在心里自责。见母亲不高兴，之后子女们在她面前也就不再提及，因为子女们知道她的良苦用心，那其实与姥姥用暴力强加给她的那双小脚是一样的——— 出于善良的目的。因此，子女们对待母亲从来也和母亲对待姥姥一样，孝敬有加。
　　母亲还常说：“好儿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妆衣。”
　　自懂事起，母亲便向她的子女们灌输她心目中的好儿女“标准”，并多次重复过这样一个故事：早年，一个财主的女儿，家里很富有，出嫁的时候，她的父母陪送的嫁妆可谓丰厚，衣服被褥、名木家具、金银珠宝、锅碗瓢盆……应有尽有。上轿前，她的母亲突然想起还缺少砸核桃用的小锤，于是急令人买来放入妆奁中，并由一位丫环作伴娘送到了婆家。多年后，这位丫环已出嫁过起了踏实的庄户日子。一天，她家来了一位蓬头垢面的中年乞丐，进门后便哀求要口吃的，她定眼一看，原来这位乞丐，竟是她当年作伴娘时陪送出嫁的东家小姐……
　　这个故事对子女们影响至深，且父母亲也是白手起家的典型呢！
　　我曾想，如果社会上的那些贪官污吏们也知晓这个故事并践行之，他们便不会贪得无厌，贪污受贿那么多钱留给子孙，把他们养成纨绔子弟和没有自我生存技能的寄生虫了。
　　母亲还说……
　　母亲没有文化，但人生格言却很多，那是她从我那纯朴善良的姥姥那里继承来的财富。
　　在母亲的影响下，姊妹们都能做到恪守本分，勤奋努力且乐于助人，富裕起来以后，也从不懈怠。最小弟热心教育，曾给村里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对镇上中学甚至市区的学校也多有善举。
　　母亲七十六岁那年，老家的一位乡亲来看她，下楼送客时，因楼前是个斜坡，母亲那小小的脚尖无法支撑下坡的压力，跌倒后摔断了胯骨，后来经治疗虽说接上了，但从此后大部时间是在轮椅上度过的，这进一步增加了她的伤疼和对姥姥强加给她的那双小脚的哀怨。
　　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她没见过什么世面，一辈子的活动范围，也不过是距家十几公里以内的集市。父亲晚年得了脑血栓无法行动，他去世后，子女们决定让母亲出几趟远门，坐坐飞机，见识一番外面的世界。于是，在随后的几年里，子女们便带上坐着轮椅的母亲游历了不少地方。常常是，母亲在天上飞，子女们在地上跑，赶到机场将母亲接上车后，再游走各地。除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外，还去了北部边陲的黑河，天涯海角的三亚，以及江南水乡的一些古村名寨，更爬上了泰山之巅——— 自然，那是雇人用滑竿抬上去的。
　　母亲走了，走了已经三周年。她心里是知足的，因为，在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子女们已经让她知道了这个世界之大。
　　只是，她离开这个世界时脸庞上依然挂着的那层淡淡的哀怨，是子女们无法为她抹去的疼。
　　作者简介：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扛过枪，经过商，教过书，搞过宣传；办过留学，做过法律服务，当过政府公务员。现赋闲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