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晓清
人物简介
　　丁建元，著名散文家，山东日照人。曾任山东友谊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编审。
　　业余时间坚持文学创作，起先发表过中短篇小说，后以散文创作为主，发表了大量散文，作品被收入近百种选集，出版散文集八部。
　　近年，探索以散文解读东西方绘画艺术，力求把散文写成“乱炖”。出版文集《色之魅》，成为许多院校美术论文写作的参考书，后获齐鲁文学奖。2007年，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会推荐217种名著，本书归于艺术类。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此书，以《读画记》面世，影响远及海外。2014年，北京三联出版社推出其解读油画新著《潘多拉的影》。
　　1985年，29岁的丁建元写了一篇千字散文《泥哨》，在网络未兴的文学时代，该文的传播如冷水泡茶，慢慢获得文坛关注，读者遍及全国，并被多种文学选本和理论文本选入或者引用，至今仍有大中学校以此文为教案资料。2019年，该文被中国作协收入《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散文卷》。
　　在中国当代散文界，丁建元的作品因别具匠心的艺术风格而备受瞩目。他的《眷恋黄昏》《寻找生命的原色》《中夜的风铃》《读画记》等，像文坛翡翠，精致温润，散发着持久的光芒，辨识度极高。1988年，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散文评论家佘树森在《北京大学学报》撰文，述评新时期散文的流变，重点推介了丁建元的作品，并在他主编的重要选本中收入丁建元其他佳作。
　　出生于丁肇中故里———日照涛雒的丁建元，是一位怀揣泥哨的文学“唱将”。他主张“文以载人道”，追求散文风格的“乱炖”，坚持为文“不落俗套”。用著名文学评论家杨守森话说，丁建元具有“大悲悯与大情怀”。
　　比起一般意义上的著名作家，丁建元要多一个名片，那就是著名出版人（曾任出版社总编辑）。他从事出版工作数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干的就是选作品甚至选作家的活，经他之手出版的书不计其数。选题、编稿几乎贯穿了丁建元整个职业生涯。或许因此，他的境界、关怀的事物和知识储备、分析能力以及下笔的力道、着眼点，都远远超出了庸常的作家。
　　读他的那些画论、文论甚至应景之作，我常常涌起深深的崇敬之情——— 就文章而言，他的作品给人细致缜密的丰富感，还有无法言喻的美与善。这种境界，不单是靠才华，还要有人格力量的加持才能抵达。这些，让人不由生出对他内心世界的想象———
　　记者：著名散文评论家王兆胜说过，《泥哨》发表在1980年代，许多人看到的是励志，其实是改革开放之后，人的主体意识和生命意识的觉醒。《泥哨》写道，“他仿佛找到了一把神奇的金铲儿，在光阴的积土中挖掘出那只黑青发亮的泥哨。他要吹着它，让每一粒音符都变成饱满的种子，播回生活的土壤里。”我觉得，29岁的您，实际上就有了“文以载人道”的自觉。这是怎样的心路历程？
　　丁建元：在那个年代，每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他的命运都像一枚泥哨，本是一块卑贱的黄泥，但他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这块想发声的黄泥，必须经过揉搓和拍打，要成型、风干，还要放到火里烧，才可能成功。你想，这不就是人生嘛。这是所有出身农村的有志青年的喻体和象征。
　　古人说文以载道，载什么道？我认为就是以人文本，文载人道。
　　这不难理解。
　　生活的土壤，也是文学的土壤。以人为本就是关注人本身，关注脚下的土地，关注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关注人的复杂性。这是我创作的出发点，亦即我说的“文载人道”。
　　理论家常把人性分为感性和理性。但是在感性理性之上，我觉得有人的灵性。若没有灵性，人就跟木头无异。大地沐浴着太阳的光芒，重要的是还有一种光，那就是人的灵性之光。
　　天地之间，如果没有人，一切都是乌有。
　　人和人都是平等的，应该是互尊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存在的独立个体，都有存在的理由、价值和尊严。正因为是人，所以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善恶并存。譬如大作家托尔斯泰（被称作“老圣人”），我读过他的大部分作品，还有他的传记。读了传记我才知道，他根本不是圣人，只不过后期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而已。
　　年轻的托尔斯泰生活浮华堕落，在莫斯科流连于北里勾栏，在自己庄园里和女奴生了不少私生子。其中一个孩子，刚下生其母就被赶出庄园。孩子长大后，和农奴一块儿劳作并伺候老爷，在托尔斯泰面前唯唯诺诺。这孩子不知道，面前威严的老爷就是自己的生身父亲。托尔斯泰顶着道德家的美名，当然不能暴露这个农奴的身份。当我读到这里，就有些心酸———这太冷酷了。
　　尽管东西方文化风俗等有很大差异，但是文学反映出来的许多伦理情感却是相通的，能获得世人共鸣，尤其是经典作品。因为它总是离不开人本身，总是从人性的角度作为切口。
　　我读马克思的作品，感到他老人家也总是在思考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尊严。任何社会都有等级，即使家庭也是这样，最和睦的家庭也要有一个主心骨，这是秩序稳定的需要。但是，等级不能成为贬损人、藐视人的强力。在俄罗斯文学里，就充满强烈的人道精神。我一直喜欢俄罗斯文学作品，尤其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和托尔斯泰。所以，上世纪末，在一次创作会议上，我提出散文创作要“以人为本”。十年后，“以人为本”被正式提出来。
　　记者：您的读画系列作品，无不落笔于“人”。在《潘多拉的影》里，您写道“再贫寒的家庭只要有位母亲健康地站在门口，就不缺温情和希望”，深深打动了我。我了解到，有位叫王业芗的新加坡人特别推崇您的《读画记》，甚至称之为“学画者的圣经”。请您讲讲有关故事，分享一下创作经验。
　　丁建元：我的读画系列作品并非单纯绘画技法的解读，而是更加关注绘画者的思想、心态和文化背景，从中解读社会和人性的意蕴。在下笔前，我读过大量的国外画家的传记和资料，感觉其绘画要旨，亦即作品的根脉，这是我坚持“文载人道”的探索和试验。
　　毫无疑问，画家也是人，也要吃喝，也有喜怒哀乐，也有精神困惑，也会害牙疼。画家可能高尚，也一定会有丑陋。读画，说到底是读人。
　　所有读画作品，我都试图与画家站在同等位置上，正眼审视他的作品，通过作品进入画家的灵魂。他正面画，我反着看；他反着画，我正面看；画布上的形象是凝固的、静止的，我就动态地看，看成电影或者皮影戏；它是平面的，我用三维的目光去看。这样，画面就动了、活了，那些古代的现代的画家鲜活地站在我面前，甚至彼此交流，听我揭示他们作品的谜底。这些谜底的背后，还是人性。
　　有些画作，我想我说错了、曲解了，但不要紧。有些画，连画家自己也说不清楚。譬如，达利、德尔沃、毕加索等，他们画直觉、画梦境、画潜意识和无意识、画神经错乱、画谵妄，没有逻辑和因果。所以，越是超现实的画我越敢评。但是，能够成为世界名画，里面的一切都不是可有可无。大师的作品，每一抹色彩都不能随意。所以，解读他们的作品既要大胆，也要有敬畏之心。这样，我写得很吃力，有时要花很长时间。即使你可按自己的理解写，但必须自圆其说，不可胡说八道。
　　王业芗先生，是我从严春宝教授那里获知。王先生现在80多岁了，年轻时为了学西洋绘画，特意去巴黎拜师学艺。到法国后他发现，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会成为自己前进的障碍——— 身为一个东方人，很难深度融入另一个文化体系的核心，更难在西洋绘画方面取得成就。他最终放弃当画家的雄心，在法国潜心读书研究长达九年，主要涉猎西方哲学和绘画理论，现在新加坡主编刊物。我跟王业芗先生未曾谋面。据说王先生多次向春宝教授赞扬其书，并买了几十本送给一些朋友。王先生对本书的评价显然过誉，但毕竟是行家语，我还是很高兴的。这使我在创作的时候，力求更加严谨，更加沉潜。
　　记者：您的文章，思维绵密又宏阔纷繁，字里行间充溢着幽深旷远的人文情怀。这绝非一日之功。你是怎么喜欢上文学的，在成长过程中对您影响比较深刻的人和事有哪些？
　　丁建元：小村闭塞，庄户孩子，说到成长经历，实在是乏善可陈。那个年代的农村青年，几乎没可能从父辈那里获得自觉的人生指导。幸而，文学的种子好像更偏爱贫瘠的土地。我热爱文学，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喜欢写，那就写，用现在的话说，叫原生态。
　　因为“文革”，我18岁高中毕业后就回家干活。我这个人懒，懒汉。那时，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在村小学教个bpmf(拼音字母)，这样就不用干农活，而可以看书学习；最大的梦想是到日照县文化馆工作，就像李应该，编个快板三句半，或者编个小戏曲，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公社，再发到各个村，让一群小嫚儿上台表演，想想有多恣儿。要是县文化馆去不成，到公社也行。关键是想成为公家人，能吃上馒头。自己就写诗歌往县文化馆寄，终于有一首诗被推送到临沂地区艺术馆。县文化馆让邻村的人给我捎来一封信，我激动得好几天没睡着，半夜坐起来拍炕沿。
　　恢复高考时，在恩师丁履清的帮助下，1977年我考上大学。还是因为喜欢写，恩师张蕾教授很欣赏，那就写下去吧。写出来，人家说不错，那就不错。人家说很好，那就很好。人家说一般，那就一般，再写。但是，到出版社工作后，忙了。那时候周六还要上半天班儿，写作时间很少。写多了，还怕人家说本职工作不积极，不务正业，那时候很讲究这个。我29岁在贵州省作协获了个奖，也是个省级奖啊，突然寄来证书和钱，我就有些紧张———发表文章居然还能评奖？而且还有钱，好像二百元；我把证书装到信封里放起来，后来就忘了。前些年搬家，发现还有这么个东西，一时感慨万千。
　　记者：我读了您的大部分作品，可谓篇篇精品。可惜市面能见到的作品不多。有的作品在二手书市溢价数十倍。以您的影响力和平台资源，多出几本集子应是举手之劳，而您却没有那么做。可见您有清醒的精品意识，对文学有敬畏之心。这在当前的文坛，实属难得。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文学状态？
　　丁建元：我的作品数量不多，主要发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来，工作繁杂，应酬太多，二十几年没怎么发表作品。我写得少，可能也与我当编辑有关吧。我还有个弱点———不怕人骂，就怕人笑话。要是人家说，你写些什么玩意儿，就像抽我的耳光。我别的事儿马虎，写文章不敢马虎。不能让人家说，你这编辑是白当了。
　　《眷恋黄昏》《寻找生命的原色》《中夜的风铃》《火烧云》都是旧作，是按照故乡、亲情、理思方面题材归类而成的集子。
　　有高校评论家把我列入新时期较有影响的散文作家，说我的作品在文本结构上有突破，是意绪结构。我哪有那么厉害？就像歌里唱的，我是跟着感觉走，越走越温柔。但是，我的确反感要什么起承转合，我喜欢“蝎子窝里捣一棍”。我上中学时候就喜欢捣蛋，捣蛋不是捣乱，不是恶作剧，是调皮。让我高兴的是，这种捣蛋也传给了儿子。我午睡时，上幼儿园的他用彩笔把我脚趾头涂成各种颜色，我特意买了个熟猪心，让他当馒头吃了———奖励！(笑)
　　我不喜欢墨守成规。当觉得行文沉闷时，我一定要轻松幽默一下；当觉得行文有些“飘”，我一定要深下去，就像核桃，里面一定要有一个硬核，让人用锤子敲一下。我希望我的散文是个“杂种”，就像东北的“乱炖”，猪肉粉条萝卜土豆海带鲤鱼草鱼豆腐全在一个锅里炖。看一遍就明白的文章，我觉得就是平面的，我不喜欢。看见一堵墙，我想把它推倒，变成一堆石头，这就有了立体感。散文就是一种随性的文体，没有定规，自己觉着痛快就行，我依然往这方面努力。
　　作家饭不那么容易吃，我总是把自己定位为“文学票友”，这样没有紧迫感、压迫感，就像在台下看别人演出，高兴了，自己也上去喊两嗓子；写不好也有个借口，因为是业余嘛。电影《黎明时刻》有个情节，一位教授请歌唱家老友出山，老友已经二十年不唱了。教授叫着他的名字说：“马尔科，无论什么你都可以放弃，就是不能放弃你的声音！”这成为我心中的座右铭。
　　记者：在日照丁氏家族编修的家谱（八修）付梓之际，您写了《纸上的家族》一文，文中引用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段话，“……在我们时代的全球化时刻，语言、母语，方言与家乡之间血脉相通的传统关系已经分崩离析了……人仿佛已变得无家可归”，读来不由扼腕长叹，还似乎意犹未尽。还想听您多说一些。
　　丁建元：海德格尔还有一句话，“语言是存在的家”。
　　人创造了语言，他用语言给万物命名，对事物进行概括，表达自己的心情，用语言交际，即使听障者的手语，也是以语言为依托。
　　方言是一方水土的活化石，包含着只有本地才能理解的密码。它的发音，一些词语表达的意思，只有本地人明白，还有一些微妙的东西，只有本地人能会心。方言的形成，是特定地域相对安定甚至相对闭塞的产物。我们村子说的许多字，翻过天台山，念法就不一样。我们这里叫“牛”，到了俺姥爷村里就叫“油”。你骂人家是个“潮巴”，北京上海不明白，你说我这是夸奖你聪明，他会很高兴。但是全球化来了，人们流动起来，你从日照到远方，怎么交流？那就用普通话。出了国，就要用外语。你用普通话，那就没有了家乡的味道。而且，随着教育的规范化，村子里年轻人都说普通话，说方言的人渐渐老去。年青人散布世界各地，并且四处流动，再怎么也要到城里安居。语言在统一，乡音能存在多久？海德格尔用“仿佛”一词，值得玩味，我的理解是，在当初的德国，“乡土”名存实亡。
　　最关键的问题是人对乡土的忠诚度。这种忠诚有血缘性的自然忠诚，还有一种不得已的忠诚，或者说“亚忠诚”。我们爱家乡，是因为父母在这里，祖辈埋在这里，童年少年在这里度过。故乡给我们生命也融进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评论家所说的根性。没有这些，故乡不成立。而且，一处乡村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道德伦理空间，村子里每家人、每个人的为人处事，大家都知道。他的父辈、祖辈的事情会传下来，所有人都在评判别人也被别人评判。一个人做事，就会想到结果或后果，所以故乡完成了一个成员的形塑，你必须、不得不对故乡忠诚。但是，现在人流动了，流动到城市里，交往趋于碎片化、表面化，一个人的行迹，别人不关心，甚至对门邻居都不知道姓什么、干什么。在这里过得不顺心，可以换个地方，地方一变，好像也把从前抹掉了。生存空间很大，但空白很多，缝隙很多，道德约束感也在弱化。所以海德格尔说，败坏无处不在。
　　记者：这应是时代洪流中扬起的沉渣。有人说，当代中国的文化重建迫在眉睫，中国人亟需在大变革中找到安身立命的价值依归，亦需直面未来。您如何看待“文化重建”一说？
　　丁建元：文化重建这个命题太重了。好像文化已经全部成了废墟，需要重起炉灶一样。
　　说到文化，它的核心和灵魂是人本身，它的主体永远是人。
　　所有文化都是由人打破和创造的，而且破和创造并存。
　　有生命力的文化永远是活性的、有机的。对生命有益的就是好的文化，反之则不然。
　　咱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人的流动、物质的流动、现金的流动以及信息的流动，是全球范围的。这些流动，必定会对人的思想价值观念产生影响，而文化就随着这种流动而变化。有的文化落后了，有的文化更新了，新的文化产生了。这有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思。但我理解也不是先有经济再有文化，而是两者互动共生，而且新的文化永远建基在传统中。
　　就像我写《纸上的家族》———修家谱，是先进文化还是落后文化？乱世能修家谱吗？丁肇中这位大科学家，对家谱这样看重，能说他落后吗？还真不好说。
　　在新中国建立70周年之际，我写于30多年前的小文《泥哨》被收录《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散文卷》。我自认为后来的作品都远远胜于《泥哨》，但编者说这只泥哨在那个时代出现，有经典性，它蕴含着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
　　世事流变，人已不是当年，但我依然保持“泥哨”意识，生于泥土，来自土地，位于平民，要永远不忘初心，带着本原的地气，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