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史树梅 姚彩虹
　　2月2日，见到朱义江时，他正在打电话排查一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从早上7点多走进办公室，他的电话几乎就没停下。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东港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担负着深入一线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的艰巨任务，而作为疾控中心副主任的朱义江就是这支奔赴在前线队伍中的一员。
　　记者了解到，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如果说“流调”是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关口”，那么，“流调”人员就是前沿阵地上的“侦察兵”，是疫情防控“突击队”。
　　“1月20日左右，我们就正式上‘战场’，进入忙碌状态。”朱义江介绍，青岛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确诊后，他们就开始对病例在日照的密切接触者开展全面排查。
　　“您在这段时间和哪些人接触了”“去过什么地方”“是自己驾车去的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朱义江介绍，在“流调”过程中，要像侦探一样反复询问、反复确认每一个可疑病例和确诊病例的详细接触史，任何细节都不能错过，病人发病前后的接触史、旅行史，曾经去过的场所、乘坐过的交通工具，发病时间、发病过程及就医情况等都要作详细的记录。
　　其实，“流调”也不是都一帆风顺。朱义江告诉记者，偶尔也会有调查对象不配合、隐瞒事实等情况。
　　辖区一病例确诊后，朱义江和同事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开展“流调”，但是却被医生告知患者情绪极不稳定，此时开展“流调”会影响治疗效果。
　　然而，“流调”必须迅速开展，越早越好。当天半夜时分，朱义江和同事敲开了患者的家门，希望通过家属了解患者发病前后的生活轨迹。但是没想到患者家属有所顾虑，不愿多说。他们给患者家属分析利害，打消了其顾虑，配合起了工作。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多，朱义江和同事才卸下防护用具，返回单位写报告。
　　“你说什么，他还去拜年了，怎么去的？几个人？说具体点，我记下来……”就在记者采访的间隙，朱义江接到一个街道人员打来的电话，表情立马严肃起来，并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边听边记。一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朱义江接了七八个电话，还不时返回办公室告知同事获悉的信息，严谨又认真。
　　记者发现，朱义江有两个记事本，一大一小，大的记事本记录的时间从1月25日开始，截至1月31日，仅仅7天的时间就用去40多页纸，而小的笔记本也已经用去了一大半。“事特别多，怕遗漏了，就准备了两个本子随时记录。”朱义江笑着说。
　　“这是我们的职责，一个也不能漏，这关系到生命安全！”说出这话，朱义江一脸平静，但平静的话语蕴含了让人敬佩的勇气和魄力。
　　正是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他和同事不放过蛛丝马迹，不放过任何可疑线索，协助枣庄、武汉、成都等地卫生疾控中心的同行们，多渠道了解信息、辨别真伪，先后排查出百余名接触者。
　　疫情面前，人人自危，难道他们不怕吗？“怕，但是一忙起来，就忘了。”朱义江坦言。
　　东港区出现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后，为第一时间找到密切接触人员进行“流调”，朱义江义无反顾冲在前面，带领专业人员，进入隔离病房，与病人面对面进行详细专业询问。
　　朱义江告诉记者，身穿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戴着面罩、护目镜、双层手套，说话办事都特别费劲，但是他们从来不敢马虎。在进入一患者家里做“流调”后没几天，这家的另外2名成员相继确诊，事后许多同事感慨：“幸亏当时做好了防护。”
　　“不惧感染风险，全员在岗，值班待命。”在东港区疾控中心，这早已是工作常态。朱义江说，前期他们在一线做流调、写报告、统计数据，凌晨两三点才能回家，现在支援人手增多，每天12点左右就能完成当天的任务。
　　即便是大年三十，朱义江也是在连续战“疫”中度过的，几乎忘了过年这事。他说，本来买上了菜，准备用中午休息的时间把妻女送到父母家中，再返回单位，没想到，车刚开到小区门口，就接到了紧急电话，他撂下妻女，又投入到工作中。
　　“连续10多天都是这样的状态，每天睡三四个小时，有时候躺下也睡不着，脑子还在想病例的事，现在感觉脑袋不灵光了。”朱义江调侃道。
　　没有“大家”的安定，哪来“小家”的幸福？致敬这群奋战在“疫”线的疾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