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应该
　　（接上期）
　　晚明的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大量民田被皇亲国戚及官僚地主侵占。皇庄、王庄遍及京畿，地方上官僚与地主豪强也跟风兼并土地，侵夺民产。一时间，无论是朝中勋臣，还是大内太监，纷纷抢占土地，致使流民成患，社会矛盾异常激烈。
　　然而，上自皇帝下至勋戚，只知享乐至死，不顾天下炎凉。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不爱人民却爱财，与民争利，大肆搜刮，疯狂兼并土地。孝宗弘治初年，“皇庄”土地仅畿内就达12800顷；武宗正德年间更达到了37590余顷。
　　皇帝爱财，皇亲国戚也爱财。亲王占有的土地称为“王庄”，英宗时长沙的吉王有田1300顷；嘉靖时德安的景王有田竟达数万顷。万历年勋臣成国公朱应桢，侵夺田地多达9600余顷。嘉靖权相严嵩田产在2000顷以上。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一家所得赐田不下百万顷。地方豪强巧取豪夺，侵占田地数量更加惊人。豪强显贵花天酒地，穷侈极欲，斗富摆阔。贪官污吏，官官相护，贪腐成灾。而穷苦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致使流民成群、成患。一个腐烂透顶的朝代，垮塌终结是必然的结果。
　　皇帝爱财，贪官污吏更爱财。贪官污吏不会关心国家垮塌，只关心掠夺财富，他们不仅官官相护，而且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悬秤卖官，明火执仗。《金瓶梅》描写了当朝太师蔡京庆生，西门庆送上二十抬厚礼，太师竟然提拔西门庆为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跑腿的家仆来保做了郓王府的一名校尉，吴典恩做了清河县驿丞。
　　《金瓶梅》第三十回说道：“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兴，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臣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
　　这是多么鲜明激越的声讨檄文！《金瓶梅》好似一把利剑，直刺溃败祸根，毫不留情地鞭笞倦慵昏聩的封建王朝，振聋发聩，不同凡响。难怪袁中郎称之为“胜于枚乘《七发》多矣”。《七发》是汉代一篇讽谕性作品，言说太子病重，病在纵欲。《七发》表达了对贵族集团腐朽纵欲的不满，旨在劝诫不要过分沉溺于安逸享乐。袁中郎好有眼力，《金瓶梅》确乎“胜于枚乘《七发》多矣”。
　　西门庆“金吾卫副千户，居五品大夫之职”，已属司局级高官，许多进士出身的读书人，待漏一生不过如此。
　　明代是一个中央集权恶性发展的大一统帝国，刑法与“厂卫”制度联系在一起，“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权力是很大的，叫谁死，谁就会死；叫谁活，谁就会活。什么“刑法”不“刑法”，是非曲直全在“西门大官人”的嘴上。《金瓶梅》第四十七回写苗青贪财害主，拿进衙门，眼看就要问了死罪，一千两银子送给西门庆，转瞬消了祸灾。
　　一个底层的地痞流氓，只因送了二十抬厚礼便被封为“五品大夫之职”，土蛋管司法，多么辛辣的讽刺。
　　《金瓶梅》冷静地描写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万象，温情地叙述了市井俗流的生命状态，无情地揭露了社会的腐朽积弊，视界开阔而广大，下笔戾狠而无情，批判意识是明确的，批评态度是坚定的。
　　《金瓶梅》的性描写是作品的需要世上很多事情，有的做得说不得，有的说得做不得。“性”这个东西，就是做得说不得的人人皆知的私密之事。谁个嘴上说了，或者在纸上写了，谁就会受到“道德先生”的讨伐。
　　“性博物馆”明目张胆作立体展览，没有人说三道四，而且都说这是“艺术”、是“珍贵文物”。《金瓶梅》作者用文字“展示”了一点“性”，却遭到“道德先生”齐声讨伐，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