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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崇法:一颗赤心为“党史”
  

全媒体记者 徐晓清
  今年已72岁的辛崇法,本已退休12年,但这12年却是他再“上岗”更忙碌的12年。
  辛崇法的工作履历,看起来很简单,只有几行。但了解到他的经历之后,却感到了他阅历的丰厚沉实,万言难尽。
  日照市著名作家、鲁奖获得者夏立君曾说,自己在文学追求上,宁愿挖一眼深井,不愿意刨十个浅坑。
  辛崇法用他成绩告诉我们,他也挖了一眼深井。
  在民政工作岗位三十年的辛崇法,不仅亲历了日照市的“从无到有”、以及设区带县的“从弱到强”,更重要的是,他搜集、挖掘、整理了革命战争年代发生在日照这片热土上几乎所有较著名的战役战斗、革命先烈和有一定影响的前辈的足迹。辛崇法在职时曾主编《日照英烈》第一、第二辑,退休后又将搜集了三十多年的资料梳理、考证、充实,独立编著了65万余字、附有400幅珍贵资料照片、全面展现日照革命斗争史的《烽火日照》(上下卷)一书,民政部原部长崔乃夫亲为该书作序,称赞该书“既是对当地革命斗争史挖掘和研究的成果,又是一部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同时,他还在报刊发表革命战争题材文章400多篇、200多万字。加之其他文稿和主编的书籍,达500余万字。
  这样的成绩,即便是专业人士也较难达到。
  如果有人认为,辛崇法是著名的日照党史专家,是名副其实的日照红色革命史“活字典”和传承人,应该没有异议。


  辛崇法很早就养成了读书学习和记笔记的习惯。
  过去的时间不可“倒带”,历史情节很难再现。辛崇法这个习惯,从技术上保证了他在退休后能成文、会著述,而且笔耕不辍。也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某些方面的“唯一”。
  1969年2月,20岁的辛崇法参军入伍,成为空军某部队的一名战士。作为新战友中唯一的共产党员,他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三句座右铭———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忘我的工作。
  此后,每当一本用完,再换新本子,他就将这三句话原封不动地誊写一遍,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一如既往。
  这三句话,很好地映照了他的品格,也贯穿了他的人生之路。
  日常的辛崇法,是认真的。
  在《日照市茶叶志》编修办公室,记者观察到,他把资料按照顺序摞好码齐;关上电脑,再找一张旧报纸披在屏幕上遮挡尘埃;坐过的椅子顺手推到桌子下,归位齐整;关上窗户,关上电源,环视四周,确认无遗漏事项,然后提上自己的包,步履沉稳地走出办公室。
  工作时的辛崇法,更是认真的。曾被同事们誉为“老认真”。
  辛崇法在民政部门工作三十年,从日照县到县级日照市,再到地级日照市,他亲历了这些行政区划的重要调整和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等重要工作。退休后他又将在职时参与的这些重要工作,按工作类型、时间顺序整理出上百卷的资料。在他的家里,除了党史、革命斗争史等书籍之外就是一摞摞的资料。他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收集的一本珍贵的革命史料集:一张张保存了数十年的照片或者底片,都小心翼翼地用油纸分别包好,插在相册相应的分隔里。还有去各大图书馆、档案馆等地查找的资料,以及与革命前辈们的来往信件。
  类似的资料集,他有数十卷本,这也是他在编著《烽火日照》时的重要史料。
  2019年,辛崇法在日照图书馆举办了《烽火日照》史料展,历时5个多月,目的是让读者“走进烽火日照,走近革命前辈,传承红色基因,不忘使命担当”,参观者万余人次。
  他的认真,不仅在自己做的事上体现,对待别人的事更是如此。
  因在日照革命史研究方面的用心和成绩,辛崇法有了名气。常常有人请教有关问题。这些人里,不乏省、部的专家。
  2009年,位于黄墩镇的甲子山战役纪念馆布展,该镇党委曾两次邀请辛崇法前往指导,他根据史实,对版面、图片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并总结出甲子山战役的精神。
  许多青年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每遇涉及日照革命历史的相关事件难以把握,也找辛崇法请教原委。
  从事军史研究工作的专家,也与他探讨当年发生在滨海的有关战役细节和涉及的人物等等,不胜枚举。
  只要有人提问题,辛崇法总是耐心解答,并不遗余力地帮忙查找来源、核实出处。
  为了弄清一个小细节,辛崇法先后数次到日照市相关单位、省及北京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查阅与日照党史、革命斗争史相关的史料,并先后采访牟春霆、王振乾、王建青、崔介、辛玮、吴克力、王政、石一宸、叶金刚、宋鸿文、刘祖荫等40多位曾在日照战斗过的革命老前辈及烈士亲属,写了大量的笔记。除了写笔记,还留存实物照片或复印件并标注;有些资料,难免有时间与事件对应不准的瑕疵,比如一个年份的数字,一张照片的来历,甚至一句话的出处。如果发现这份资料与那份资料表述不同,他均用红笔勾画并旁注,以便进一步考证。
  写1942年甲子山战役,涉及抗日爱国将领、111师师长常恩多的党员身份问题。辛崇法很慎重,他认真考证,并通过中国科协原日照籍革命老前辈王政同志,与常恩多女儿常征取得联系,找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关于对常恩多中共特别党员的认定,以及谷牧等老前辈的证明材料,这才理直气壮地写上其为中共特别党员。
  类似事例数不胜数。
  革命题材文章浩如烟海,甄别真伪是一门很细致繁杂的学问,也能体现人格修养。在整理日照革命史料时,面对搜集来的庞大资料,辛崇法从不轻易说“是”,也不轻易说“不”。
  “落在纸上的每一句话,都是求证之后的结果。没有证据的、道听途说的故事,即是再大的事我也不写。”辛崇法这样说,“历史不光是大事件,也是由细节组成的。在那个年代,战争残酷,环境恶劣,条件有限,肯定有很多细节没法通过文字留存。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请教专家、采访到相关的人、找到相关的报道和回忆文章,多方佐证,尽力还原真相。”
  当然,“没有‘证据’的故事不写”,也不是绝对的。
  比如,抗战时期,发生在辛崇法老家黄墩与莒南县交界处的“三次甲子山战役”,对滨海地区和山东抗日战局颇具影响,意义重大,当地百姓耳熟能详,但当时近在咫尺的《大众日报》对此竟没有任何报道。这让辛崇法很是困惑。他几次到省图书馆,反复查阅当时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大众日报》等报刊资料,结果未能如愿。
  在《烽火日照》初稿编成后,正值甲子山战役70周年之际,辛崇法将重新修订的《三战甲子山》一文,寄给当年亲历“八三事变”和甲子山战役的中共地下党员、多年从事东北军军史研究的原广州军区联勤部政治部主任刘祖荫审定,这位当时已是94岁高龄的革命老前辈阅后非常感动,立即寄来了中央档案馆关于甲子山战役的相关史料,随后连发十几封信,才让辛崇法解开心中的谜团。
  这件事,深深打动了辛崇法,他随后写下《读懂甲子山战役》一文,收录在《烽火日照》下卷中。
  对日照和滨海革命老区红色资源挖掘和研究颇有成果的辛崇法,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肯定。2010年5月,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邀请他参加“谷牧改革开放思想与滨海革命斗争史研讨会”,他作了题为《谷牧与日照》的发言;2015年10月,该会又邀请他参加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九三’讲话”座谈会。他写的《甲子山区三次反顽战役》《八路军驰骋滨海,丰功伟绩垂青史》等多篇抗战文章被该会主办的《齐鲁烽火》刊载;他本人又是地方志书编撰的重要人选,曾参与《日照市志(1989—2013)》和《日照人文与自然遗产丛书·日照民俗大观》等编撰,并任《日照红色记忆》等编审;由其主编的“日照市关工委传承红色基因教育读本”《光辉岁月》(四辑),现已通过中国社会出版社的终审。眼下,他正与其他三位专家一道,紧张有序地进行《日照市茶叶志》编修,该志书拟今年面世。


  辛崇法有深厚的革命情怀。
  他的老家黄墩,就坐落在甲子山区。著名的“甲子山反顽战役”的枪炮声,曾在村庄上空缭绕不绝。村里有岁数的老人都能绘声绘色讲述一些那场发生在上世纪的革命故事。
  在革命战争年代,在辛崇法的亲属中,就有三位长辈参加八路军,一人壮烈牺牲。在这样的氛围里,耳濡目染之下,辛崇法对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怀有天然的崇敬之情。对当年就发生在父辈身边的那些感人故事特别感兴趣。而且,他本人也有当兵的经历,转业后又从事双拥、优抚等工作多年。
  种种机缘,使辛崇法跟革命前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紧密联系。
  1984年3月,辛崇法担任日照县民政局副局长。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日照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馆的陈列布展,有了更多的机会和义务,把搜集整理革命烈士和革命斗争史料的重任担在肩上。此后,辛崇法主编了《日照英烈》第一、第二辑,并在《中华英烈》《山东党史》《日照日报》等报刊杂志或专集,发表日照革命历史主题文章400余篇。他所做的主要是书写日照革命斗争历史和为革命烈士立传。他在《书写革命历史也是一种责任》文章中说,“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没有像前辈那样在战争年代浴血奋战,但我们直接与老前辈们接触,受到他们的熏陶。如果不把他们的历史写出来,传承给下一代,感到愧对这些出生入死的革命前辈们。”为此,他把书写革命历史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为革命烈士立传不像写散文那样随意。作为特殊环境中的人物,他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历史背景、重要事件、有关人物紧密相连……因年代久远,知情者越来越少,要查清一位烈士的全部人生经历非常繁琐艰难,即使有了线索,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有的还不一定查清。”过程中,就是一个活生生人物的还原,革命烈士的幕幕场景,常常让辛崇法感触落泪。
  日照有7000多位有名的革命烈士,辛崇法选出了60名左右全国著名和本地有一定影响的革命烈士,作为首批立传对象。
  几乎在日照这片热土上发生的每一次战役、战斗,每一位立传的革命烈士,辛崇法都能讲出与其有关的故事。称他为日照革命史“活字典”,毫不夸张。
  但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辛崇法说,我相信,在伟大的革命历史面前,每一位热心这项工作的人,都会有神圣感。
  “参与革命烈士事迹调查的老民政助理苗玉华,2005年在负责调查日照烈士陵园一烈士墓安葬的六位烈士的事迹时,因年代久远,知情者甚少,还没等查清,就查出重病。他特地到办公室跟我说‘你交给我的那个任务,我恐怕完成不了啦’,还面露愧疚。苗玉华虽然早已离世,但他的这种工作情怀,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退休后的辛崇法依然很忙,但却没有惯常所见的那种忙碌样子。他看起来沉稳有序,时间观念极强,做这件事和做那件事之间,安排得周详妥当,不留隙缝。
  每当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等重要时段,总会有辛崇法写的大块革命历史和烈士事迹文章见诸报端。
  除了参与志书编撰,他还是日照市关工委“五老”报告团团长和泰安路社区红色宣讲团的成员,并担任两届市老科协的秘书长。加上一贯认真的性格,很多事上,辛崇法格外费力、费时。尤其他把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党的故事和日照革命故事,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到学校、到机关、到社区,还是到部队,他都要针对不同的宣讲对象,整理侧重点不同的讲稿。
  “给青少年讲,要多讲革命故事和情节;给党政机关人员讲,就要有些深度和思考。”这也是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给学校、机关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就养成的习惯。
  有时,辛崇法要一天参加三个会。“这种会,尤其是讨论有关稿子,都不是带着耳朵听的,多数都是要发言的。就得事先做功课,准备一番。”
  多年来,辛崇法由于担负的工作任务较多,白天时间不够用,许多稿件要靠晚上整理,几乎都是夜晚十一二点才睡下,早晨6点就起床,从卧室直奔电脑桌。他的一天,是普通人的两天。在多数人香甜的梦里,辛崇法常常在电脑前,整理他的文章或讲座课件,有时饭都顾不上吃,甚至也从未有自己的节假日。
  “我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东西。没有打扰的状态下,看着那些革命前辈留下的照片、文字等资料,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氛围,犹如与将士们一起摆兵布阵,一起冲锋陷阵。只有融入到那个年代,带着感情,才能写出生动的故事。”整理写作《烽火日照》或其他文稿时,辛崇法一天能写上万字。
  《烽火日照》出版后,在日照各界、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以及老前辈中引起很大反响,《中国社会报》载文称“一部高扬红色文化的力作”;《日照日报》《当代社会》《工作与研究》等报刊曾多次刊登相关点评文章或读后感。还有的当面或写信要书,或者想当面交流、探讨。辛崇法总是尽量满足各方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对传承红色基因作出重要指示。我编著《烽火日照》的目的,就是要传承红色基因,宣传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弘扬革命精神。虽然从搜集资料到成书,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时间,我付出了很多,但《烽火日照》的出版,实现了我对革命前辈的交代,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对青少年一代的传承,这让我很欣慰。”辛崇法认为,这是革命前辈的感召,并非本人的魅力。“这些书,除了赠送全市400多所学校和各级图书馆作‘红色教育’之用,再就是赠给有关单位和提供史料的革命老前辈或他们的子女,其余基本上都被要走了。”
  即便再忙,辛崇法每日的笔记雷打不动。
  在他的办公桌上,有两本书稿的清样。“这是我搜集的《烽火日照》读后感结的集子,有50余篇。这是《民政工作三十年》,是我从事民政工作30年的纪事和感悟,有60多万字,还有《脚印——— 日照市行政区划重要调整回顾》,这两本是我整理的个人笔记资料,不作出版。”在岗时的辛崇法,见证、亲历了日照市许多大事,我们没法想象当时的他是什么状态。
  在退休后的辛崇法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有着五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心系红色文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和执着的追求和他身上散发的坚韧不拔之力量和他的奉献精神。这些,早已凝结成的一腔热情,让他倾注在日照革命史的工作上,数十年不变,并还在继续挖掘和书写着日照革命斗争史的新篇章。

【辛崇法简介】
  辛崇法,岚山区黄墩镇人。1966年5月入党,1969年2月入伍,1978年末从部队转业到日照市民政部门工作,2009年初退休。历任日照县、县级日照市民政局副局长,地级日照市民政局人秘科长、副局长、调研员等职。
  他曾多次受到全国、省、市级的表彰、奖励,先后被授予“全省拥军优属先进个人”“全国爱心献功臣行动先进个人”和“全省民政系统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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