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将国民党顽固派所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最高峰。在这种局势下，驻泰（安）石（臼所）公路以南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独立营营长朱信斋的抗日立场愈加动摇。自1938年8月他被八路军收编后，就一直心怀鬼胎，抗日极不坚决。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国民党第57军的顽固派孙焕彩、国民党第三专署保安第8旅第16团团长李延修都多次拉拢他。
　　1941年3月2日傍晚，朱信斋率部突然袭击、逮捕共产党员、抗日军政干部及爱国人士，公开叛变。在粮山口，独立营政治委员董振彩、连长山世传、指导员董宪法先后被捕；在黄墩，日照县第七区（三庄）的区、乡干部范干民等十几人被捕；在董旺庄，日照县第九区（黄墩）的部分区、乡干部被捕。一夜之间，朱信斋部共逮捕了200余人，抢去百余支枪。
　　董振彩被捕后，敌人先用花言巧语劝他投降，遭到拒绝后，便用刺刀将他的锁骨穿透，拴上铁丝，吊挂在房屋的梁头上，并用灌煤油和凉水等手段，反复地折磨他。他虽然遍体鳞伤，但始终未向敌人屈服。6日，在黄墩巴山、北山等地，董振彩与日照县委工作团的20名干部以及陈家沟爱国人士陈怀志等100多人，先后遭杀害。
　　朱信斋叛变后，他的队伍被国民党收编为苏鲁战区游击独立第一大队。因朱信斋的老巢驻扎在浮棚山一带，所以朱信斋叛变之事又被当地群众称作“浮棚山事件”。这一事件，直接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嘴脸。当时，《大众日报》连续对此发表文章，揭穿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局面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