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朴
　　在鲁东南有一座因寺庙而独辟一处的山叫五莲山，明万历皇帝为标榜山中和尚心空大师为母亲的治眼疾之功，发内帑若干，在大悲峰前，赐建“护国万寿光明寺”，四百多年间，有万历和乾隆两朝皇帝的荫护，几经兴衰，香火不绝。中国共产党在日照地区五莲山的第一个火种在此点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土匪作乱，灾害交替，民不聊生，鲁东南山区人民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真正给老百姓带来了希望和光明，让反动势力心惊胆战。以安哲为代表的一大批有志之士，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伺机冲破封建牢笼，拯救民众于水火。他们勇敢地站了起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有了新的理解，不再是简单的变革天命，而是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过上好日子。
　　在黄海一隅，人们说，终于出了一个大能人，此人就是安哲，东港区两城镇安家村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日照党组织的创立者，中共日照县委第一任书记，“日照暴动”主要领导人，他看好了五莲山和五莲山光明寺当家和尚绪让的养子安子璋。1930年冬，他以同族关系发展安子璋入党，成为五莲山区第一位党员。安子璋入党后，利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在光明寺及五莲山周围发展党员22名。1931年3月，中共日照县委在潮河村西的和尚庙成立五莲山区的第一个党组织———五莲山支部（后称诸城特别支部），组织扎实、富有威信的安子璋担任书记，支部受日照县委直接领导，下设四个党小组，其中光明寺1个，到1932年春，五莲山支部已发展党员50余人。为解决武器装备问题，一向诚实守信的安子璋，造假地契变卖了寺庙的部分土地和在潮白河西岸的300棵杨树，怀揣资金连夜跑到青岛，购买了短枪24支及子弹一批，收集了养父在寺庙的4支短枪、7支长枪及部分弹药。对这些举动，绪让暗里支持，任其发展。安子璋手里有了钢枪，腰杆子也硬实，只待时机成熟，大干一场。
　　安子璋的养父绪让，俗姓安，日照两城镇秦家庄人，光明寺第十三代僧住持，是新中国成立前光明寺最后一位住持和尚。在当时的五莲山区，可是个通上的人物，依着皇家寺院的招牌，有人、有钱、有枪，出门不是骑马就是坐轿，还有水烟斗伺候，场面着呐。民国初年，绪让顺应“庙产兴学”的社会风潮，自出资金，在自己常驻的光明寺办起了“濂溪小学”，自任校长。可见绪让之开明。养子安子璋，东港区秦家庄人，早年入学，受进步思想影响较大，对社会制度产生怀疑，富有正义感，经常帮助贫苦大众，在当地有很高的威信，与安哲交往甚密，经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五莲第一个点燃了革命火种。
　　革命的种子一经落地，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考虑到日照地区群众基础好，党组织有力度，1932年春，山东省委将中共日照县委改为中共日照中心县委，负责日照、莒县、沂水、诸城四县工作，安哲任中心县委书记。1932年10月13日，是日照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酝酿已久的、震惊国民党朝野的五莲山区农民武装暴动（即日照暴动）终于暴发，暴动分南北两路进行，安哲兼任北路总指挥，主要以五莲山为主战场。安子璋组织支部党员和积极分子80余人参加了北路暴动。从黄海岸边出发，红旗指引，刀枪开路，翻山越岭，攻村拔寨，昼夜盘旋。暴动队西进到达五莲山、九仙山之间的老君堂村，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阀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围攻，直至弹尽粮绝。因力量悬殊，被迫退到较安全的光明寺。在这关键时刻，为使暴动队伍成功突围，安子璋不顾个人安危，自己冲出去引开敌人，身负重伤。10月25日，暴动队伍南移寨山，转入地下隐蔽工作。
　　这场暴动，坚持了13天，历经大小战斗30多次，137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是当时山东省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震惊全国的一次暴动。艰难的13天里，游击队得到了当地民众、和尚的支援，他们积极帮助抢救伤员，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米面送给暴动队伍，表现出了人民群众的高尚觉悟。13天，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经血雨腥风，越崇山峻岭，在正义和邪恶的较量中，分分秒秒度过，又是何等的艰难。是无数个13天，无数个“日照暴动”，铸就了党的百年基业。
　　暴动失败后，为保存革命火种，安哲和安子璋辗转去了大连，后由于叛徒出卖相继被俘入狱，安哲于1934年病逝于狱中。安子璋经组织多方营救出狱后，秘密打入五莲山东部沿海地区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并当上了营长，后被国民党中统特务侦悉逮捕，于1940年秋在胶南县胜水村被活埋。安哲和安子璋虽然没有看到革命的胜利，但他们一大批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了五莲山上的映山红。每年四五月份，五莲山如无边花海，苍松翠柏间，火红的映山红次第开放，时间长达月余。人们置身其间，凭吊先烈，净化心灵，回望来路，不忘使命。
　　日照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在我党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觉醒和组织起来了的日照人民，挺起胸膛，向封建势力打响了第一枪。
　　这一枪，充满了火药的味道，惊醒了鲁东南。淳朴善良的山里人，不再愚昧，不再逆来顺受。如其饿死，不如抗争。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拿起刀枪，敢于豁上，方能寻得出路。
　　这一枪，淹没了梵音佛号，声震齐鲁。一切许愿皆为空话，求佛不如求自己。一群农民，一穷二白，无所畏惧，共产党高举红旗，一呼百应，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这一枪，出自共产党之手，说明中国共产党仅仅十年的时间，革命火种播及全国，从浙江南湖红船到黄海之滨，从黄海之滨到五莲山区，从城市到乡村，从民众到僧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组织和团结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抗击反动势力和外来侵略，才能建立新中国。
　　这一枪，创造了经验，锻炼了队伍，震慑了敌人，教育了群众，留下了革命的种子，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宗性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在特殊的年代，光明寺出于‘普渡众生’的大乘菩萨道情怀，曾支持过五莲周围的中共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穷人要求均贫富过好日子的‘五莲山暴动’，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红色文化记忆。”在中国佛教历史上，五莲山暴动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冷热兵器的交汇时代，一支钢枪就是一股庞大力量，一粒子弹就是一个英雄虎胆。这穷山僻壤，几乎都是一样的赤贫，衣食无忧的少，填不饱肚子的多，山里的大户唯有和尚和几家地主，这座叫光明寺的寺庙，攀附上皇太后，才香火旺盛，富甲一方。到了民国年间，山下就有土地四万八千亩，每年可收入地租粮食六十余万斤，周围的民众哪个不是他们的佃户？所以对和尚的评价就褒贬不一，恩怨和财富是一对紧密相连的集合体，管理和服从也是一对矛盾，时常纠结。山中古寺历经十几代住持，也就各有千秋了。唯有绪让，赶上了社会变革的机缘，秉承“直心即道场”，开宗明义，顺势而为，支持正义，这跳出三界外的出家人，做出了宗教界有史以来最正确的选择，算是真正修成正果了。
　　安哲心里明白，当家和尚绪让是自己的本家，容易团结和利用。再者，那个时代，你争我夺，只有和尚最可信。和尚钱袋子厚实，仓廪富足，关键是有十几条枪，堪称鲁东南首富。实践证明，绪让和尚智慧过人，他发现，和代表广大劳苦民众利益的人合作才有出路，万万不能得罪冒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共产党时刻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救民众于苦难水火，深得民心，是正义和善良的化身，出家人倾其所有，解囊相助，当是自然。五莲山山高林密，山路崎岖，易守难攻。光明寺里建立了党组织，基础已打牢。光明寺位踞山顶，香火鼎盛，香客、居士出入频繁，便于掩户。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山里人朴实，苦大仇深，易于发动，共产党一呼百应，就有了革命的胜利。
　　和尚也有自己的初心，也不会轻易满足那一粥一食一瓢饮。他们那颗慈悲之心不忍看见山里的百姓遭罪，因为他们也来自百姓。让老百姓翻身得解放，消灭剥削，拔出众生困苦，给众生带来快乐，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安子璋假如遇不到安哲，得不到党的感召，不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或许成为一名和尚，进而成为一名住持，一生安逸，悠闲。然而，他在关键时刻做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向死而生，这是何等的伟大！
　　又逢五月到来时，五莲山杜鹃花开，满山红遍，一派祥和。光明寺国旗猎猎，迎风飘扬，僧侣安然。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是每一位中国人永远不变的选择，也包括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