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崇法
　　2021年11月，是《日照文览》创刊十周年。自创刊起，我就与这本展现日照本土文化的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日照文览》是由市人文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促进会主办，自创刊至今，已先后出刊58期。每当新的一期刊物出版，我总是先睹为快，一篇篇书写日照地域文化的好文章，让我受益匪浅。从该刊的每一期中，也使我深刻感受到这本刊物的特点和风格：
　　一是定位准确，特色鲜明。《日照文览》突出日照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是它的一大特色，体现了为日照人文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服务的宗旨，对于调动社会力量，深入挖掘和大力宣传日照人文自然遗产历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们的保护传承意识，留住这片土地上的文化根脉，助推日照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栏目设计独具匠心，科学合理，并不断创新。栏目是刊物的基本单位，而栏目设计又是办好刊物的基础和前提。该刊从创刊起，紧紧围绕办刊宗旨，精心策划了十多个喜闻乐见的栏目，后又不断创新完善，使栏目达到三十多个，设计更加符合刊物主旨，内容广泛，眉目清新，并紧扣时代脉搏。其“卷首语”“文讯”可使读者及时了解促进会工作动态，推动工作开展；“红色记忆”“历史名人”“文史研究”“景观揽胜”“海曲丹青”“光影映像”“民俗大观”“民间收藏”“民间故事”等栏目，都突出了日照地域文化特色，覆盖了日照人文与自然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和传承日照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可以说该刊集史料性、知识性、可读性、学术性于一体，不但适合各个层面的读者阅读，又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三是选稿质量高，把关严。《日照文览》的稿源比较丰富，作者文体风格和内容各异，但从主编、执行主编到编辑，始终坚持高标准办刊，高质量选稿，认真负责，严格把关，精心编辑，而且注重文章的政治性、真实性、准确性。从每篇文稿内容是否符合刊物主题、表述内容是否属实、文中名词数语是否准确等等，一字一句地斟酌推敲，一丝不苟地认真把关。特别是编委会的主要领导对每一期文稿都亲自审定，从而保证了刊物的质量。四是版面设计美观大方，文图并茂。从封面到内版，再到每一篇文章中选用的图片，无论是日照人文历史还是自然风光，都紧贴文章内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且印刷质量高，每期都按时出版，及时送到相关人员手中。五是为撰稿者和读者朋友搭建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日照文览》在出刊的58期中，共刊发各类稿件1000多篇，撰稿作者130余人，由于不同作者和文章内容的题材不同、风格各异，构成了《日照文览》的多姿多彩。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不凝聚着编辑人员和广大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心血，可谓“十年辛勤耕耘，十年硕果累累”。
二
　　日照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自然遗产众多，又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和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为文史爱好者提供了创作的广阔天地。我作为《日照文览》撰稿者之一，自创刊以来，先后刊载了由我撰写的三十多篇文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学习党史和利用好当地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多次在讲话中作重要指示。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虽早已远离了战争年代的硝烟，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永远不能忘记，在革命烈士身上折射出的民族精神，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千秋之师，万世之表。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没有像革命前辈那样，亲身经历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斗争，但我们接触的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前辈们，受到他们的启迪和熏陶，有责任和义务把所了解的革命前辈们的英雄事迹写出来，彪炳史册，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日照文览》设立的“红色记忆”这个栏目，紧扣时代主题，是传播和赓续党的红色血脉的重要平台，为此，我将三十多年来所了解的与日照革命斗争史相关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事迹进行系统整理，其中写红色文化的就有二十余篇文稿，先后在“红色记忆”栏目刊发。
　　我在给《日照文览》和其他报刊撰稿时，以及在编著《烽火日照》的过程中，为对历史负责，确保文稿质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尤其撰写日照革命历史题材的文稿时，努力做到“四个坚持”和“四个不写”。
　　四个坚持：一是坚持地域性。即在日照地区发生或在外地的日照籍名人事迹，前提是讲好党的故事，讲好日照人文故事，讲好我们父辈身边的故事，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了解家乡的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先辈们的奉献和奋斗精神，增强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二是坚持史料性。尊重历史史实，用史料说话，所参考或引用的重要内容要有出处，使其言之有据，有史可查。三是坚持准确性。历史是一面镜子，是凝固的历史，必须钉是钉，铆是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四是坚持政治性。文稿要主题鲜明，所表述的观点必须符合中央的精神，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四个不写”：一是没有史料依据的不写。避免瞒天过海，弄假成真。二是没有经过考证的事不写。尤其是战争年代因年代久远等因素，加之有些老前辈的回忆有的也与史实有出入，必须反复考证，去伪存真。三是拿不准的事不写。避免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四是凭空臆想或虚构的事件不写。避免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或千人一面。当然还要带着对革命前辈的崇敬和深厚的感情，只有把自己融入到那个年代，才能写出生动的文章。对写成的文稿，自己觉得对涉及到的人和事还有疑点或尚未完全核实清楚时，宁愿再沉淀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也不轻易发表。只有这样，写出的文章才具有史料价值和可读性，使读者从中感受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受到深刻教育和启迪。
三
　　在写作过程中，为了使每一篇文稿的内容都能表述准确无误，我曾反复查阅相关史料，并不辞辛劳，寻根求源，千方百计查找知情者。如我在写《一代学者王献唐》一文时，为了深入了解王献唐先生的生平和重要著述，我曾两次到济南齐鲁书社和英雄山旧书市场，查找购买到王献唐先生的相关著述作参考。又因我所参考的两篇文章因其先祖与其父名字说法不一，我专到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路大韩家村找知情老年人核实，并找到曾参与其家族续修族谱、已退休在老城区居住的王老师求证，通过《王氏族谱》（老二支）找到了准确的答案。这篇文章成稿后，我又征求了王献唐先生家人的意见，而后才放心发表。而书写革命题材的文章更是慎之又慎，因为无论写战役场面还是某一个事件，或某一篇革命烈士的传记，都是还原真实历史，不能有半点虚假。现在我们早已远离了战争的硝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知情者甚少，过去老前辈们留下的一些回忆，因年代久远，加之战争年代的艰苦恶劣环境，没有档案等详实记载，单凭自己的记忆，有的在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等方面也会有出入。如我在写《三战甲子山》一文时，最为明显的是第一次甲子山战役，有的前辈回忆是打111师顽军孙焕彩的，但当时孙焕彩奉命率领两个营的兵力到安徽阜阳领军饷未归，实际打的是刘宗颜、刘晋武等叛军。第一次甲子山战役之后，孙焕彩才根据战区于学忠的指令重组111师，并任师长的。书写革命历史，我们这代人都不是亲历者，参考史料就是第一位的，我在写《中共日照县委的建立与日照暴动》一文时，曾先后三次去山东图书馆，查找到当年的《大公报》《晨报》和《红色中华》等关于日照暴动的相关报道，特别是从省档案馆查到1960年省委办公厅由中央档案馆复制的日照暴动失败后，中共山东省委和郑天九、牟春霆（陈雷）等在日照暴动失败后给中共山东省委和中央的报告，以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等相关史料，这些珍贵的一手史料，再现了1932年10月，中共日照中心县委发动和领导的那场震惊全国的日照农民暴动英勇悲壮的一幕，因而使文章史实更加详实、准确。又如，我在写《三战甲子山》一文时，因甲子山战役的起因，是抗日爱国将领、百十一师师长、中共特别党员常恩多在病危中率部起义，使该部一分为二，才有了后来的三次甲子山反顽战役。为了弄清常恩多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我在原采访王振乾将军的基础上，又通过王振乾将军的夫人、日照籍革命老前辈王政与常恩多女儿常征取得联系，查找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关于对常恩多中共特别党员身份的认定和谷牧等人的信件，并参考《郭洪涛回忆录》等，这才把常恩多系1939年入党的中共特别党员写到文稿中。与此同时，为掌握一手史料，我曾查阅大量军史、党史和革命前辈的回忆文章，还采访过当年亲历甲子山战役的原山纵二旅六团政委王建青等老将军，徒步走遍当年甲子山战役的主战场，包括莒南县的刘家东山等地，终于掌握一手史料。《三战甲子山》一文成稿后，我寄给远在广州、亲历“八三事变”和甲子战役、并参与东北军史研究、当时已是94岁高龄的原广州军区联勤部政治部主任刘祖荫老前辈征求意见，他在肯定这篇文稿的同时，给我寄来了现存中央档案馆的当年毛泽东主席、八路军集总等关于第三次甲子山战役几封电报的复制件及相关珍贵史料，并在信中说：“我们写甲子山战役，往往从军事上考虑，而从政治上，特别是统战关系、外交关系考虑少，这几封电报就给我们有关第三次甲子山战役的伟大意义，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文稿修改后再次寄给刘老审定，并征求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领导的意见后，这才放心公开发表。继《日照文览》发表后，这篇文稿也得到了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的充分肯定，曾先后两次在该会主办的《齐鲁烽火》刊载，其中，2020年第2期以《甲子山区三次反顽战役》为题，是作为“历史研究”再次刊登的。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日照文览》历经十年的磨砺，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办刊经验。十年，也预示着一个新起点的到来，衷心祝愿《日照文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越办越好，让这朵盛开的鲜花更加绚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