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正
　　张炜1990年代初期创作的《九月寓言》，是上世纪整个九十年代乃至新时期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以一种缓慢悠长的抒情笔调营造了一个似乎与世隔绝的小村，使小村的存在犹如雾霭笼罩下的梦，似真似幻。
　　《九月寓言》写的是一个小村的流浪——— 停止——— 再流浪的过程。小村的缔造者是一群野地的流浪汉。与中国广大农村中的村庄不同，它没有一个或可探寻或不可探寻的祖先，也没有一个可以推算的久远历史和主要的姓氏家族。小村的祖先是一群不知何方的流浪汉，他们似乎来自大地的深处而不是人类历史之流中，只是因为走到这儿累了，喊道：“停吧！停吧！”才停下来造就了小村的“历史”源头。而当“停吧”被讹传成“鯅鲅”这一对小村人带有歧视性的称呼后，张炜才慢慢地展开“流浪”在这一寓言之中所蕴涵的全部寓意。
　　在张炜那里，所谓流浪，既是躯体的奔走，又是精神的漂泊；它是出发和寻求，又是回归和皈依；它是对大地的亲吻和融入，又是对城市的反抗和逃避；它似乎是一种无根无定的生活，又确实有着精神的满足和慰藉。在张炜所赋予的寓意中，“流浪”贯穿着人类社会的始终。它不仅使人类从动物群落里分离出来，而且是它首先带来了文明。
　　自“停吧”之后，小村一直处于原始的自然状态，村人整年吃的是烧胃的地瓜，盖的是白花花草做成的被子。改变这一原始状态的第一人，是一个从远方流浪来的痴女人——— 闪婆说她是“天上掉下来的人”——— 庆余，她捣鼓出了煎饼，这是小村的三件宝物之一，也是小村物质文明状况的标志。煎饼的出现是小村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小说中说庆余的儿子年九“第一个叼块煎饼跑上街头，震动了全村。谁见了都问，问过还想咬咬”。不久之后，庆余的丈夫金祥到南边大山背回了一个鏊子，提高了煎饼的生产技术。五十岁的金祥背鏊子是小村记忆中的一件壮烈的英雄事迹，他跋涉了千山万水，经过了千辛万苦，历尽了千难万险，不知走了多少个日夜，穿过了多少村落，最后终于背回了鏊子———金祥成了西天取经的英雄，而鏊子则成了小村的圣物。
　　庆余的流浪带来了煎饼，金祥的流浪背回了鏊子。鏊子是小村的圣物，煎饼是小村的骄傲（他们因此可以傲视歧视他们的外村人）和力量的源泉（年九因此而在打架中战胜了工区子弟）。张炜表述了流浪在人类创造物质文明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作用后，又特别叙述了对流浪生活的回忆——— 忆苦，几乎是小村人唯一的精神生活。忆苦是小村人的精神享受，忆苦的夜晚是“热腾腾”的。其实忆苦只是形式，是小村人在停息之后对往昔流浪生活的怀念和精神上的回归。
　　然而流浪在人类社会的生成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不是张炜几乎在所有重要作品中一再强调流浪精神的本意，它仅仅是为进一步开掘流浪精神的本质意义提供一个基石，奠定一个基础。张炜流浪精神的实质意义在于对苦难的超越，对大地和生命的礼赞，同时站在大地的立场上展开对城市和技术的批判。
　　《九月寓言》中盲女闪婆和懒汉露筋的爱情故事充满了浪漫的传奇色彩和自由精神。对于他们的流浪和爱情，张炜用诗一般的语言给予了高度的赞美：“有谁将一辈子最甜蜜的日月交给无边无际的田野？那时早晨在铺着白砂的沟壑里醒来，说不定夜晚在黑苍苍的柳树林子过。日月星辰见过他们交欢，树木生灵目睹他们的亲亲热热。泥土的腥气给了两个肉体勃勃生机，他们在山坡上搂抱滚动，一直滚到河岸，又落进堤下茅草里。雷声隆隆，他们并不躲闪，在瓢泊大雨中东跑西颠，哈哈大笑。”在这里，露筋和闪婆的爱情遭到了双方父亲的拒绝，却幸运地受到了大地母亲的祝福和礼待，他们浪漫美丽的爱情在大地母亲的胸怀里，在流浪奔跑的脚步下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展现和表达。
　　在张炜看来，流浪是生命的形式，大地是生命的摇篮；流浪强调生命的存在方式，大地强调生命的源头和根本。没有大地就没有生命，没有大地也就没有流浪，失去了大地的流浪就会丧失其全部意义，就失去了其生命存在、消解苦难、衍生文明的所有意义。大地是人的归依，流浪是人的宿命。
　　在张炜那篇至性深思的散文《融入野地》中，他说：“野地是万物的生母”，“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联系张炜的创作，他的早期作品确实讴歌了乡村和乡村的野地，但是这种讴歌并未有意地与城市的批判联系在一起，而且他在讴歌乡村的同时也在揭露乡村中的苦难、污浊和丑恶；张炜对城市的批判主要是始于1990年代，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时期，这时中国加快了现代化、城市化、商业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1980年代风行于中国社会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偃旗息鼓，人的精神也确实向庸俗化、平面化、商业化方向滑落。同时，城市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各种社会的、道德的、精神的、环境的问题都一一出现，城市对乡村的压榨和剥削也在事实上加重……联系这诸多因素，张炜所批判的城市，并不是一个物理概念，也不是一个理智的对象，它仅仅是一个象征，是一切欲望、丑陋、邪恶、庸俗、异化等等的象征物；而作为与“城市”相对的“野地”这一概念同样“无法表述”，“只有走向它、投入它，才能感知，领受它的恩泽和德性，它的柔情和力量。”
　　张炜以他自己的方式将野地化成了城市的批判者，而城市的扩张也是对“野地”的侵犯。对于这种侵犯，张炜无法不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表现他对工业城市和物欲横流的愤怒与诅咒。然而愤怒仅仅是愤怒，诅咒也仅仅是诅咒，张炜清楚地知道：“面对着这场侵犯，我们几乎不可能取胜。”——— 他只能一再地退守，逃避，无助而哀伤地踏上流浪之途，走向他心中永恒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