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楠
　　摘要：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及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部署正推进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现今社会发展城市化和现代法治文明传递，国人骨子里的传统文化也一直在传承，两种文明不断磨合。某市根据本地实际贯彻落实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发展理念，将法德一体作为落脚点，实现自治、法治与德治相互融合。
　　关键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乡土经验；人民调解
　　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新进展新成效新闻发布会举行，在完善诉讼繁简分流机制、实现人民群众对司法高效的新期盼方面提出把非诉解纷机制挺在前面，丰富当事人解纷选项。
　　一、国情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
　　多元主体参与民主互动式管理是治理的突出特点，其中包含着依托国家权力的政治、通过是非正义的德治、借助法律规范的法治、依靠基层民间的自治和综合社会治理的综治。
　　经济关系往往决定着一定的法律关系，其化解方式和处理依据将直接引导社会趋势、明晰市场规则并树立法治标杆。某市经济水平快速发展预示着新事物的出现，这极易引发新型纠纷，导致诉讼快速攀升，大量琐碎民间纠纷进入法院。这要求人民调解具备调解新型纠纷的能力，商会调解、产权交易中心调解等专业调解组织顺势而生。
　　在推崇“仁礼”“和谐”“德治”儒家文化影响下，人们创设出“调解”为中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法，符合社会秩序要求和公众价值选择，成为具有中国特色化解矛盾纠纷的“东方经验”。传统社会“小农经济”产生的“熟人社会”、宗法制度“家国同构”影响的治理方式和礼仪之邦“尊卑有序”催生巩固着“息讼”“无讼”观念。某市本地有莒文化烙印，即礼法并用，德法兼举，明礼尚义。某市太阳文化中包含着光明、正义层面意思。
　　二、内容特点。“世界正义工程”提出的“法治指数”评估体系，指数16要求：传统的、社区的及宗教的纠纷解决机制均应当提供独立、公平、公正的司法救济，尤其在发展中国家。
　　哈耶克谈到“在一个传统和惯例使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预期的社会中，国家强制力可降低到最低限度。”梁启超先生描述：“每有纷争，最初由亲友乡老和解，不服则诉诸各房分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讼官矣。”现代人民调解及时发现纠纷、随时解决矛盾、快速修复关系、精准应对问题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调解只针对主要侵害个人利益，不危及民众健康安全和社会安定团结的普通民事案件与轻微刑事案件。古代将其称“细故”，从官方对此称呼来看，不希望耗费过多司法资源。
　　费孝通先生提出“整个乡土都是熟人，所有的生产方式都是经验，几乎一个人存于世上的一切都是经验式的”乡土中国概念。苏力教授认为有关乡村的矛盾纠纷，聪明的法律人会求助村干部，并在法律范围内妥协让步，如此以维护法律尊严和尊重乡土习惯而减小阻力。伯尔曼写道，“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便形同虚设。”符合中国人信仰的纠纷解决方式才能够为他们所认可并接受。
　　三、落实探索。吉尔兹所言：“法学与民族志，一如航行术、园艺、政治和诗歌，都是具有地方性意义的技艺，因为它们的运作凭靠的乃是地方性知识。”
　　《司法改革与中国国情读本》提到，儒家思想明确反对严刑峻法，主张以德入刑，认为治狱与治国一样，应以德为主，辅之以刑，刑罚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但不是最好的手段。安徽桐城“六尺巷”调解等为代表的优良调解传统继承者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提炼形成价值互补、功能互联、程序互通、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多元解纷文化。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正当性和法律地位不断提高，应用范围及功能持续扩大。传统仲裁和调解与行业性和专门性纠纷解决机制广泛应用并守正创新，尤其是在医疗纠纷等新型纠纷处理中。制度、程序和技术等多重创新不断丰富内涵并拓宽外延以满足公众多样需求。
　　某市“法德一体”调解模式在法律框架下遵循自愿原则，核心内容是“法徳共进、法德共建、法德共治、法德共评”，以“调、帮、促、宣”四大板块形成“疏堵结合，以疏为主”。某县某镇开创网格管理“一二三四五六”模式：记好“一本”民情日记；做到“二联”，显示网格区域示意图，标注并发放联系卡；落实“三清”，清晰网格内家庭情况、人员类别和矛盾隐患；贯彻“四确保”，每周走一趟、见一面、问一句、管一下；执行“五到场”，突发事件、邻里纠纷、困难救助、安慰问候、反映举报要到场；坚持“六必访”，困难群众、独居老人、残疾对象、失业人员、帮扶对象、特殊村民必访。
　　四、结语。中国法治衡量关键在于是否契合国情、社会基层乃至乡土社会。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多年文明成果涵养着中国特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乡土经验为我们在机制创新、体系建构、能力发展等方面形成竞争优势。
（作者工作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