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庆平
　　2021年2月27日，我的研究生导师张传玺先生仙逝，这天恰好是恩师94周岁生日。回忆思考恩师近40年来对我的精心培养和谆谆教诲，一切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多次怀旧生情，潸然泪下。恩师仙逝后，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医院不让我们弟子和恩师家人到病床前送别。我与恩师大女儿张丹青师姐在恩师仙逝后首次通话时，真是悲痛欲绝，不禁失声痛哭。
　　使我内心稍感平衡的一点是：在恩师病重抢救阶段，医院特许我到恩师病床前，与恩师轻声私聊了几分钟。恩师当时已不能说话，主要是我汇报他听，那几天张丹青师姐陪护恩师。我简要汇报了恩师病重前一天，还在认真修改完善的《翦伯赞画传》和《学习翦老 传承翦老》两部文稿(恩师主编并修改完善，我带的博士庄小霞具体负责编写整理，我与宋一夫师弟负责学术指导并个人出资15万元出版印刷)，已完璧交给华文出版社，我与宋一夫师弟确认落实了所有出版印刷细节，请恩师放心。在我汇报的过程中，恩师先后三次竖起大拇指表示满意。通过恩师的肢体动作和眼神流露，我感到恩师完全可以听懂我的汇报，至少是心领神会。后来在恩师住院期间，张丹青师姐通过微信，每天上午都会定时发给我恩师的病情动态，并附一张监测仪实时监测的照片。我再马上转发到恩师研究生微信群，我共有11位已取得联系的师弟师妹。
　　关于恩师的一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张传玺先生生平”中评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生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应用在史学研究与教学上。在上世纪及本世纪一些重大历史课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凡的建树。注重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是张传玺先生史学研究的突出特点……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我国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开辟了文献、考古、实际应用三位一体的历史学研究新途径、新方法……深受广大师生的好评……兢兢于教育，孜孜于学问，笔耕于寸心，谦逊于为人，无欲于名利，仁爱于他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在“唁电”中评价：“我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特别是在秦汉史研究领域成绩斐然……推动了学科理论建设和方法创新……为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高等教育做出卓著贡献……在共同推进中国古代史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恩师是翦伯赞先生的研究生大弟子和助手。翦伯赞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生前长期担任北大副校长和历史学系主任。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了翦伯赞先生：“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产生了郭沫若、李达、艾思奇、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马寅初、费孝通、钱钟书等一大批名家大师，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习总书记提到的九位“名家大师”中，北大教授就有三位：翦伯赞、马寅初、费孝通。
　　翦伯赞先生培养的研究生中，恩师是第一个和唯一留历史学系任教的。在北大学术师承这方面，我与恩师完全相同：恩师培养的14位研究生中，我是第一批和唯一留历史学系任教的。从北大学术师承的角度，翦伯赞先生是我的师爷。
　　我不仅长期在恩师身边当助手助教，而且经常到恩师家漫谈长聊并请教。恩师待我如子，每次我去恩师家，恩师都会敞开心扉和我漫谈长聊，几乎无话不聊，畅所欲言，几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很享受去恩师家漫谈长聊的时光，逐渐形成越去越想去、越聊越想聊的心理和习惯。我经常在去恩师家漫谈长聊后不久，又身不由己地再去恩师家漫谈长聊。关于恩师的学术贡献，请见拙文《张传玺先生的学术贡献和主要论著》。以下我仅从个人经历和点滴感悟的角度，简要谈谈恩师的修身、恕人、尊师、爱生。
　　首先谈修身。恩师特别重视修身，他认为儒家内圣外王的“八目”中，最重要的是修身，所以《礼记·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体现恩师修身有四个方面：
　　一是为人低调。恩师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主张美美与共，甘为人梯。恩师信奉孔子“少年戒色”“壮年戒斗”“老年戒得”的克己理念。恩师近年来更加主动做减法，尽量将某些好东西减给年轻人。恩师认为世上很多好东西，并不是自己生命和生活中必需的。恩师与我经常深谈畅论和同心共悟“六尺巷”(清朝宰相张英让三尺地)、“爱心桥”(老羚羊用生命换来后代延续)、《红楼梦》“好了歌”、“张公艺百忍齐家”、“金碧峰和尚感悟虚空”(“若人欲拿金碧峰，除非铁链锁虚空。虚空若能锁得住，再来拿我金碧峰”)的意义和意境。
　　恩师为人低调也体现在从不正式祝寿。恩师80岁时，坚决谢绝我们研究生弟子为他正式祝寿；恩师90岁时，又坚决谢绝我们研究生弟子为他正式祝寿。我曾当面多次劝说恩师，尽量给我们研究生弟子机会为他正式祝寿，并出版祝寿文集。但恩师态度极其坚决，无论如何都不同意我们为他正式祝寿，而且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我们研究生弟子“恭敬不如从命”，只好顺从恩师意愿。恩师90岁时，我和师弟宋一夫经恩师同意，各带爱人与儿子去恩师家，非正式地为恩师祝了一次寿。
　　二是真善美。恩师身上的真善美是一以贯之的，本文提到恩师的很多事例，都可体现出恩师身上的真善美。恩师教导我说，真善美更多是先天人的本性，忠恕更多是靠后天个人以极大毅力修炼。一般人往往“两头真”，儿童相对“真”，所谓童言无忌；老人也相对“真”，所谓无欲则真。中青年人有时不太“真”，因为过多讲求趋利避害。恩师认为，随着进入成年，特别是功名权钱等身外之物不断增加，每人自身的真善美都会减少。但中青年人都应力争：自身真善美减少的速度慢一点，减少的幅度小一点。退休后成为老人，每人自身的真善美或会逐渐增加，往往“其言也直”“其言也善”。
　　三是忠恕。恩师非常认同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理念。翦伯赞先生长期担任北大副校长和历史学系主任，恩师是翦老第一个和唯一留历史学系任教的研究生和助手，在北大和历史学系都属于主流。但翦老仙逝后，恩师受到不少不公平不合理的对待。尤其是恩师学术水平很高，却终身未被评为博士生导师。但恩师从来不发牢骚，也不抱怨别人。恩师常说：“忠恕感恩属于美德，牢骚抱怨没有意义。”“宁可别人负我，我绝不负别人。”恩师向往追求和身体力行的是“以德报怨”“此心光明”。恩师还说：天道是公平的，自然平衡法则是宇宙第一法则。人道有时是不公平的，人生大多不公平不合理不如意。为人处世，主观上一定要只求耕耘，莫问收获；只求奉献，莫问回报。而客观上往往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分奉献，一分回报。客观上有时是一分耕耘，二分收获；一分奉献，二分回报。在这背后起作用的，就是自然平衡法则。恩师相信：公平的天道最终会战胜有时不公平的人道。
　　四是慎独。慎独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即一人独处时也自觉遵守道德规范。恩师始终都能做到慎独，曾国藩认为“慎独则心安”，所以恩师修身慎独，一生心安。我读研究生时，恩师给我讲过汉代荆州刺史杨震慎独的故事：杨震“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汉书》卷五十四)。恩师讲完故事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一人独处做事时要有敬畏之心，要敬畏天地良心。因为尽管别人不知，但天知地知自知。这里的天地既指宇宙自然，也指人民群众。恩师强调：尤其是共产党员，更应始终恪守慎独。恩师和我都是共产党员。
　　其次谈恕人。恩师身体力行恕人，他主张待人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还主张“狭路相逢宜回身”“往来都是有缘人”。许多人对恩师的评价是：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与人为善，成人之美。体现恩师恕人者有两个例子：
　　一是与张所昆电话交谈。张所昆在《我与张传玺教授的忘年交》一文(《日照日报》2019年1月7日)中说，自己是“既非历史系出身又无文史工作经历的”“平民百姓”，“在2017年春节前后，我提笔冒昧地给张教授写了信。”张教授收到信后，“给我打电话之时，身体抱恙，是躺在病床上在与我通话呀。可见他对我发去的信，是多么重视啊。”“与张教授通话，领受他的教导，简直如沐春风，恰似醍醐灌顶。我与他交往至今，所有通话回数加起来不下二三十次，有时候一天两次。”“每次通话时间大都在半个小时以上”。在谈到张所昆写的文章时，张教授一方面给以耐心指导和鼓励，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指出不足：“两篇文章都很有道理，但还不行”，“还缺乏过硬的材料”，“还需要依据(证据)”，“还不能作为结论”。张所昆在文末写道：“谢谢您，张教授！一直承蒙您深厚的关爱和无私的指教，却又与您素未谋面，可叹可叹！晚生遥祝您健康长寿！”
　　二是考试给学生满分。据北大历史学系原主任牛大勇回忆：1978年他们入学后第一学期，张传玺和孙淼两位老师给他们分段讲授中国通史基础课。期末考试，张传玺老师和孙淼老师各自负责判50分，结果好几位同学得了100分，有人说这分可能给得太高了吧？张传玺老师说：既然他们学得好，就应该得这个分。只要学生学得好就给满分，既体现了恩师的实事求是和激励先进，也体现了恩师的恕人之道和成人之美。
　　再次谈尊师。恩师始终尊敬师长，体现恩师尊敬师长有两个方面：
　　一是尊敬翦伯赞先生。恩师非常尊敬翦老，正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传玺先生生平”所写：“张传玺先生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整理研究翦老宝贵的史学遗著和手稿资料。先在1980年出版了《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又在2008年为纪念翦伯赞先生诞辰110周年，整理出版了10卷本、600万字的《翦伯赞全集》和《翦伯赞诗集》，并亲自进行辑注。为让后人了解翦老光辉的一生，张传玺先生从1978年9月就开始筹备撰写《翦伯赞传》，历时18年收集资料，到四川、重庆、湖南长沙和桃源，探访翦老的故乡及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采访翦老的亲友和文博单位，并阅读大量当代人的传记、年谱、回忆录等。之后又用一年的时间完成50万字的《翦伯赞传》的写作，并在北京大学为翦老举行‘百年诞辰’纪念大会的前夕，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一直到张传玺先生病重前一天，他还在撰写回忆翦老的《翦伯赞画传》和《学习翦老 传承翦老》两部文稿。”恩师曾说：“我给翦老当助手，有人不理解，说我那几年没写东西，牺牲那么大。我说：‘情况并不如此！我跟翦老十年，受益非常大。’后来我个人写《中国古代史纲》，搞各种研究，都受益于翦老。”
　　我举例说明恩师非常尊敬翦老。为翦老骨灰下葬费心。大约是2013年，恩师让我联系八宝山革命公墓，想把翦老的骨灰盒，从八宝山一室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下葬。恩师说所需费用，他可以一人承担，不要告诉翦老家人。我联系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结果：一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已无下葬处；二是翦老骨灰盒从八宝山一室移出，必须由翦老家人签字；三是翦老骨灰盒一旦从八宝山一室移出，就无法再回去了。我当面向恩师汇报后，恩师说那就等等再看。今年1月我听恩师说，翦老长孙翦大畏已与恩师商定，翦老的骨灰盒将从八宝山一室移至湖南桃源老家下葬。
　　二是尊敬邓广铭先生等。恩师也非常尊敬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三位先生。恩师对我经常讲这三位先生为人处事治学的优点亮点，让我点点滴滴、扎扎实实地好好体悟和学习。恩师还让我多找机会聆听这三位先生的课程和讲座，力争多向这三位先生当面请教。有一次恩师与我聊天时说，邓广铭先生、王永兴先生都存在两代人在北大工作，却只能分到一套住房的问题。周一良先生长期住在阴面房子里，在家中享受不到阳光，这对周先生的健康十分不利。当时我正担任北大分房审议委员会主任和北大政策研究室主任。我向恩师汇报说，前不久我遵照北大领导要求，落实住房向教师向人才重点倾斜的原则，正在主持大幅修改北大住房分配政策。所以邓广铭先生、王永兴先生家只有一套住房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周一良先生的住房也一定会调整。北大原先一直规定：中青年教职员工，只要父母在北京有住房，就不能在北大分房。这种规定很不合理，但有成文的政策依据。当然在成文的政策依据中，还有不少其他不合理的规定。当时我骑车几乎跑遍了北京相关单位，学习他们如何落实住房向教师向人才重点倾斜的原则。我主持大幅修改的北大住房分配政策，彻底废除了某些不合理的规定，并经北大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下发实施。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三位先生，虽然都不知道恩师与我这次的聊天内容和后来的努力争取，但邓广铭先生、王永兴先生家又分到一套住房，周一良先生的住房调整到阳面，都减轻了后顾之忧。多年前，我在北大校园遇到历史学系刘桂生先生，他说在住房方面，王永兴先生等在私下多次感谢我。吴荣曾先生多次当面对我说，他能优先住上蓝旗营6号楼的大房子，特别要感谢我主持修改了北大住房分配政策，并多次强烈建议他拿出集资款购买。前不久，我在北大校园遇到中文系李零先生，他说20多年前，如果不是我主持修改北大住房分配政策，他在北大不可能分到住房。因为李零先生的父母在北京有住房。
　　最后谈爱生。恩师非常关心关爱学生，尤其是非常关心关爱我。恩师可以自己上网查阅信息，2003年我去九三学社中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从政”后，恩师经常通过网络关注我的动态。2006年《我心中永远的精神丰碑——— 缅怀王选老师》、2009年《精诚所加，金石为开——— 缅怀金开诚老师》、2010年《北大何以为北大》、2013年《从周培源看爱国民主科学》和《漫谈大学之道与北大精神》、2018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缅怀罗豪才老师》等拙文在网上发表后，恩师都是在第一时间打电话鼓励我，有时和我深聊文中的某些内容，说明恩师确实认真阅读了拙文。具体说来，恩师关爱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未完待续）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