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贵
　　焦竑是日照籍明代后期著名的历史人物。跨越480年研究焦竑，穿越悠长朦胧的历史风云面纱，基于其人生经历和成就，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管窥：为学、为官。
　　焦竑是明晚期著名学者、思想家、文章家。《明史·焦竑传》说他“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训雅，卓然名家。”同时代官员文人称他“钜儒宿学，北面人宗”“仕虽不达，公望归之”。这是官方和民间对他的高度评价。意思是说，焦竑自幼好学，由于家无藏书而借书苦读，对经史子集传统经典和野史轶闻琐事、百家学说，无不广泛涉猎、精深理解。尤其擅长研究古文，典雅而正规的训释古文的含义，在文字学、古音学、历史学、文献考据学等方面成就卓著，有明一代，他在考据学领域成就仅次于杨慎，堪称大家。徐光启称他是儒学大师，朱彝尊认为他学术上众望所归。焦竑的崇高声望还引起外国人的关注，当时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曾拜访过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描述他“中国三教领袖的声誉，他在教中威信很高”。焦竑在学术界、思想界获得的尊崇名望，来自于他诲人不倦的讲学和博学多闻、勤于写作、著作等身等深厚的基础上，他讲学上至皇太子下至黎庶，他的著作包括自撰类、评点类、编辑类，据不完全统计总56种、630余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焦竑在明代学术史、思想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
　　焦竑从政的起点也很高，为官大部分时间在明朝中央政府高层工作。获状元后他被授予从六品官职的翰林院修撰。翰林院在明朝具有清高的地位，内阁大学士多为翰林出身。焦竑在近10年的京城仕宦生涯中，“素怀社稷大计”“勇于献替”，他起草敕书、诰命，研讨文献典籍，掌握历代朝章典故，以备皇帝咨询；参与帝王的起居注、实录、编纂明代国史等；奉命代表朝廷对皇室藩王进行册封；奉命出任皇长子的东宫讲读官并为宫中小太监讲学；奉命两次出任顺天府乡试典试官等。他兢兢业业，鞠躬尽瘁，“身心具不得闲”。翰林院清贵而具非凡的潜质，成为党争的拉拢对象，翰林官僚之间本身也有工作竞争和矛盾。焦竑性格耿直、敢于发声，为人缺乏城府，同时官场阅历少、经验不足，因此在暗潮汹涌、尔虞我诈的氛围中，他亲身经历了万历朝的政治斗争，最后因为丁酉科考案被诬贬官福建福宁州同知。一年后，焦竑因厌倦官场黑暗而毅然辞职归家，从此优游林下，讲学论文，著书立说。
　　焦竑学术思想博大繁杂，其哲学、史学等涉及的廉洁思想，暂不论证。本文选取焦竑担任翰林院修撰为官期间的经历，探寻他勤于职守、清廉自律的廉洁思想和廉政事迹，以期对当代有所借鉴。
　　重视思想道德修养和言行规范，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促进道德养成。
　　焦竑师从耿定向、罗汝芳等，问道心性之学，强调致良知、格实物，尤其注重个体的道德修养。他在坚持自修的同时，通过讲学、著述等方式，推动皇族及仕宦阶层的道德养成、操行守正、修养自励，作为明礼治国的基础。
　　（一）奉命东宫讲读官，秉承仁孝、节欲、好学、守礼、尊贤、惠民等理想贤君厚望，对皇长子进行启发式教育，并编写《养正图解》启蒙教材。
　　皇太子是储君，是未来国家的希望。焦竑在任“帝师”时，是团队中的重要一员。他怀揣梦想，创造性地开展教育工作，绝不因循常规，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成效显著，青史留名。万历二十二年，大明朝廷和万历帝经过拉锯式的“国本之争”，皇长子朱常洛终于出阁讲学了。焦竑也迎来进京为官时的高光时刻。自万历十七年高中状元，6年来，他兢兢业业、勤勉工作，“朝趋讲席，夜纂华篇”，赢得了内阁权臣和皇帝的认可，56岁时出任“东宫讲读官”。按照惯例，这是一个储备内阁辅臣的好差事。一旦太子登基做了皇上，帝师们是内阁大学士的首选。焦竑的同年陶望龄得知消息后，发来贺信：“昨闻春官讲席已膺妙选，庆忭庆忭。词曹职事清冷，反不若州郡之任，可展寸效。至于羽翼辅导，养蒙正始，固今日之根本，则自宰相而下，莫重于此官矣。”意思是说，昨天得到老兄您就任东宫讲读官的消息，高兴至极，祝贺祝贺。翰林官职清冷，反倒不如到州县任职，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至于辅导太子，从小教育，巩固国家的根本，则是自宰相以下，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官职了。焦竑自然也非常高兴，深知这是极大的荣耀，也是非凡的责任，他在《东朝出阁，叨劝讲之役，赐燕文华殿，恭记一首》诗词中记录了任教时的心情：“讨论篇章洽，研磨礼乐该。”；《玉河冰泮应制》写出了他的感恩心情：“最是微臣叨宠渥，凤池无日不恩波。”
　　焦竑在六位讲读官中，职位不是最高，考取进士也较晚，但他年龄大、饱读诗书、讲学经验丰富，他“毅然以辅导皇长子为己任。”皇长子出阁时还年幼，自控力差，胆子小，但又养尊处优，这样的学生并不好教。焦竑自有办法，他不教死书，讲、学、问结合，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将主动权交给学生，鼓励皇长子开动脑筋，大胆提问，主动学习。“故事，讲官进讲罕有问者，竑讲毕，徐曰：‘博学审问，功用维均，敷陈或未尽，惟殿下赐明问。’皇长子称善，然无所质难也。一日，竑复进曰：‘殿下言不易发，得毋讳其误也？解则有误，问复何误？古人不耻下问，原以为法。’皇长子复称善，亦竟无所问。”以上可知，焦竑讲学时，非常重视学与问的结合，将讲、学、问三者结合起来，提升皇长子学习的主动性和理解力。同时，解除他怕说错、丢面子的心理顾虑，“问那会有错误，只有解答才会有错误。”引导皇长子大胆提问，促进个体思考和知识的消化理解。
　　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皇长子，但连续多次的发问，并没有得到呼应。针对现状，焦竑决定采取启发式教育，引导皇长子自由发挥。“一次，讲《舜典》，焦竑举例：‘稽于众，舍己从人’进行提问，皇长子答道：‘稽，考的意思。考取众思，舍己之短，从众之长。’”在焦竑和其他讲读官的启迪讲学下，朱常洛才思睿智，学问流畅，进步很快，“聪明日启，而竑之功为多”。
　　焦竑为帝师，最大的争议在于编纂了《养正图解》。这是一本类似小画册的启蒙读物。早在万历帝出阁讲学时，时任内阁首辅张居正就安排马自强等讲官们编撰了《帝鉴图说》。当朱常洛出阁讲学后，内阁首辅王锡爵遵前例，安排讲读官选择古代有借鉴教育意义的皇太子的事迹，编纂类似的图书，供皇长子阅读学习。此事安排后，王锡爵不久因党争而致仕，人走茶凉，编书的事随之也无人过问。焦竑是著述经验最丰富的讲官，他出于大局，自己费思编撰了《养正图解》，并请当时的画家丁云鹏插图，成书后想上呈万历帝审定。但这却捅了马蜂窝。在6个讲读官中，郭正域资历最高、官职最大，他带头出面反对，说“这样的事情应该众人一起编辑，凭什么你自己单独去干？就数你的学问最高吗？还是你有别的意图？”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张位，因为焦竑对朝政多有指摘，对他很有意见，因此此书不能进呈万历帝。
　　万历二十五年，印刷成书的《养正图解》及《恭进图解以仰裨谕教疏》，最终通过宦官呈送到了万历帝面前。焦竑在奏章中阐明了编书的目的：“顷皇长子天姿日茂，睿龄加长，多识前言往行，此适其时。而日所讲读，止尚书、论语二书，虽聪明饶于天授，而覩记犹为未广，于臣等自效之义，窃有未安。伏覩太祖高皇帝谕教太子诸王，自经书外，旁及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诸编，三书并授，著为成规。臣愚不自揆，仰遵成宪，窃比前修，择载籍中故事有关法诫者，稍加训释，并绘为图，名曰养正图解，装潢成编，上尘乙览。”并请求皇上“特勅皇长子于退食余闲，时加䌷绎。”意思是将此书当做教材，供皇长子学习。万历帝对此批示：“知道了，前有旨，皇长子体质清弱，不耐久劳，讲学书籍候循序渐进，以负朕眷爱之意。”焦竑呕心沥血编纂的启蒙教材，被搁浅了！
　　《养正图解》通过60个典型事例，倾注着焦竑对培养皇长子的良苦用心。他在《养正图解序》中说：“夫圣须学也，学须正也，而功必始于蒙养。古者八岁而就外傅，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入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教之春秋而为之从善而仰恶，教之故志使知废兴焉而戒惧，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而比义。盖积习见闻，纳之轨物，故成材易也。”这是焦竑编书的指导思想，通过“学”“正”“小大节”“从善仰恶”“废兴戒惧”“知族比义”等典型事例，蕴含着他对“道德养成”的真知灼见。此书当时不受待见，但150年后，大清乾隆、嘉庆、光绪三帝却视若珍宝，屡旨刊刻，作为皇家启蒙读物。万历帝为何不重视此书？究其真正原因，是他长期宠爱郑贵妃并想立其子为皇太子，所以对于群臣拥立朱常洛的行动，万历帝均采取敷衍的态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