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庆祥
一
　　日照，是一个既古且新的文明符号。
　　我们所知的她的文明初始，便是著名的大汶口“陶文”。关于这个陶文，旧释为“旦”“炅”“炅山”，或释为“昊”，皆将作“日”解；然而，阿城先生所做的天文学解释更为合理，当作天周或天极，中间心形的三个顶端则为东方苍龙最为明亮“心宿”三星，而底部的五峰山，是否日照的五莲峰呢？这是一幅充满诗意的天文学图像，在浩渺的大海之滨，当心宿三星从五莲峰的中峰升腾天周之时，春分到了！
　　在“天极崇拜”“敬天授时”的农业文明国度，日照陶文自有着非凡的意义，亦为阿城所称“文明造型探源”的早期符号——一个“时间创构空间”的造型原则。而后其为莒，为琅琊，为海曲，直至为日照——一座现代的海洋之城。对于现代的地域而言，信息的便利往往打破空间限制，然而，也总是巧合的唤醒她遥远的文明记忆。

二
　　日照林氏天大美术馆，以收藏晚近书作闻名，独具学术眼光，尤重艺理文脉。2016年，天大美术馆将所藏晚清民国四十五家百余幅巨作出版为《博观约取》，一时蔚为壮观。林玉柱将这些书作大致划分为“碑帖之际”“画家书”“学人书”与“政要书”几个部分，正是这一时期书道脉络关键之所在，其覃思藻鉴之力可见一斑。也是在2016年末，天大美术馆又召集南北学院书家，举办“南北相照·当代学院青年书法家作品展”，旨在梳理南北书学文脉，亦是对碑学运动的当代反思。
　　时隔八年，天大美术馆邀王客与我促成此次“南北·古今——南北书风的艺术史回顾与研究展”，这正是我们几人近来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即如何回顾或反思碑帖分际以来的书学脉络，借此，一方面回应更为整全的书史序列，一方面回应书法创作的地域性、差异性以及个性化问题，以期贯通历史脉络与当代创作形态。

三
　　南北，是空间的、差异的、敞开的；古今，是时间的、思想的、层累的。
　　两晋之交，在日照所属的琅琊故郡，王氏一门所代表的新学士族的南迁，促成中国书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南北书风差异。整体而言，留守北方的古学书门，多是卫瓘氏后学，以善史书、通字学显著；南迁的新学士族，以善钟法、晓文艺显著。然而，南北界限并非截然分明，自410年东晋灭南燕，至468年北魏占青、齐二州，之间近60年山东大部皆为东晋南朝属地，而后，北魏虏青齐崔、李、高等北方士族迁大同，史称“平齐民”。“平齐民”之儒学、书风自然带有明显的东晋南朝风气，而又影响平城乃至洛阳。这样的脉络，还可以在西行的士族迁徙史中找到。当然，南北殊风是更长时段的事实，更多的是与书体用途、文化形态相关，此不赘述。
　　尔后历史中，差异与交融总在历史的烟尘里巧遇，总是以某种巧合的方式唤醒时间的记忆，在古学的书体创变与新学的风流蕴藉间流转兴替。
　　晚清民国至今，思想的形态已远非“古学”“新学”可以囊括，甚而更迭为“中学”“西学”；空间的场域也非南方北方可以限制，而拓展为“东方”“西方”；艺术的视野又岂止于碑帖之分，岂止于书法史、文字史，而是美术史、文明史，考古的不断发现唤醒我们对她的原初记忆，也会唤醒可栖居的心灵宇宙。就像日照陶文所描绘的场景，春分时节，一边是南北古今的深沉大地，一边是浩渺莫测的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