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志
　　1979年夏天，刚满16周岁的我，高中毕业回到家乡务农。彼时，村小学缺一位老师，承蒙村里举荐，我踏上了村小学民办教师的岗位。
　　村小学坐落在村庄东边，紧邻沭河大堤。河水清澈，杨柳随风摇曳，景致宜人。
　　学校设有一到五年级，共五个班级，学生皆是本村孩子。算上我，校内共有六名民办教师，也都来自本村。
　　一至四年级实行包班制，每位老师负责一个班级。五年级课程繁多，又是毕业班，升学压力大，故而由两位老师授课。
　　暑假开学，我接手新招收的一年级班。全班三十多个七八岁的孩子，初入校园，懵懂无知。我这个初出茅庐的老师，年纪也不大，毫无教学经验，每日与孩子们相处，既传道授业，又似他们的兄长。
　　虽是一年级，课程却不少。除语文、数学两门主科外，常识、音乐、美术、体育、劳动等副科也一应俱全，教学任务繁重。
　　八十年代前后，尚处大集体时期，村办小学没有稳定经济来源，村集体与村民都不富裕。学校的几间教室由村里分批建成，围墙也未修筑，孤零零地矗立在沭河之畔。
　　为解决办学经费难题，村里划拨一亩多紧邻学校操场的土地。课余时间，老师们带领学生种上小麦、玉米，每年靠着这点收成，能有个三五百元的收入，学校的笔墨纸砚等开销便有了着落。
　　民办教师的待遇，村里按整劳力出工标准，每日记10分工日，年底生产队依工日总数分配粮食与工钱。此外，公社（乡镇）每月给民办教师2.5元补助，到1984年我考入师范学校时，已涨至7.5元，在当时的农村，这算得上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了。
　　受限于当时的办学条件，一年级学生使用的课桌都是高年级学生淘汰下来的旧课桌，一上课，教室里就时不时传来“咯吱咯吱”的响声。为不影响学生上课，我特意从家里带来一把锤子和一包钉子，随时维修损坏的课桌。
　　学生们坐的板凳都是从自己家里带来的，新旧程度不一，样式也是五花八门。为防丢失，每日上学、放学，学生都扛着板凳，背着书包往返，成了村里一道独特风景。
　　由于学校没有围墙，每到下课时间，学生们就像脱缰的野马一般，纷纷跑到沭河大堤上玩耍。为了保障学生们的安全，我常常跟在他们后面，扯着嗓子大声吆喝，面对这群顽皮好动的孩子，一刻也不敢放松，只能紧紧盯着。
　　学校里有一口大钟，高高地挂在一棵树杈上。老师们轮流值日，每人负责一天，按照上下课的时间节点负责敲钟。办公室里仅有的一个闹钟，便是老师们掌握时间的“法宝”，那时候大家都买不起手表，约摸快到下课的时间，就赶紧跑到办公室里去看闹钟，一到点就“当当当”地敲响钟声。轮到值日的时候，精神高度紧张，生怕一不小心就耽误了上下课时间。
　　村小学教学规范有序。学生们每学完一个单元就要进行一次小考，除期中、期末考试外，还有各村小学联考。以学区（社区）为单位统一命题，教师统一调配，交叉监考，考完集中阅卷、排名，以此激发教师教学的积极性。
　　小学阶段，学生除学习外，还要参与学工、学农、学军等社会实践活动。农村小学生主要参与学农。村小学每年除寒暑假外，还有麦假、秋假，均为农忙假，一般为两周时间，虽停课但并非休息，而是回生产队参与麦收、秋收。
　　大约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出台政策允许师范学校招收一定数量的民办教师，只要教龄满五年，年龄在35岁以下，就可以报名参加全省中专学校统一招生考试。一旦考上师范学校，毕业后就能成为公办教师，这对于民办教师群体而言，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于是，我在抓好日常教学的同时，开始全力复习备考。由于自身基础薄弱，学习吃力，遇到难题，就去村西联中（初中学校）请教那些大中专毕业的公办教师。白天课余时间，学生们吵吵闹闹，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复习。
　　学校出于安全考虑，安排我住校看护。夜晚，偌大的一个学校变得格外安静，正是学习的大好时机。夏天的时候，天气闷热，蚊虫肆虐，实在难以忍受，我便跑到河堤上，那里微风阵阵，正好可以放声地背诵朗读；到了隆冬季节，寒风从河岸上呼啸而来，拍打着宿舍的门窗，宿舍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我只能将被子紧紧地围在身上，一遍又一遍地演算习题。
　　寒来暑往，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六月，我参加了全省中专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并且一举中第，终于考上了向往已久的师范学校。从此，我的人生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