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玉成
　　许家强先生的《田园报告》是他2015年的作品，我在五年之后的2020年才有机会拜读，然而文中主人公张琳那一年的生活画卷，仿佛还在莒县那个叫海子后的村庄里缓慢展开。
　　古希腊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而我们的体验往往相反，比如说黄河，经过了历代多次改道，但在我们眼里、我们心里，还是那条黄河——— 虽然流水奔腾不息，灵魂却从未改变。今天的海子后村肯定不能跟五年前的海子后村相提并论，但其生活的脉络一定是相似的。即便它已经消失在乡村建设的大潮里，我也可以担保，在莒县的某一个角落里，也一定还有一个海子后村，一定生活着一个张琳。
　　作者在文章序言里说，要“为这个巨大的变革时代做记录”。家强先生当然有这个能力，但这一次，说句不怕得罪的话，他的目标落空了。当然，这丝毫无损于作品的价值，因为作者用自己生动的文笔记下了中国乡村最后残存的灵魂基因。“巨大的变革时代”无数人在记录，乡村却早已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或者酒足饭饱后的点缀。如果不是有着浓厚的传统情结和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谁也没有耐心花费整整一年时间，去观察这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
　　海子后村和张琳，的确处于一个巨大的变革时代，但正如潮水到了最接近陆地的岸边，你已经看不到多少波澜。作者笔下的海子后村虽然正在悄悄发生一些变化，但温情脉脉的传统伦理框架，仍旧在顽强地支撑着它的存在与发展。与许多地方乡村正在迅速解体重构相比，这里多少有些缓慢和滞后。地理位置并不“优越”固然是主要原因，莒文化绵延数千年的浸润渗透，恐怕也有着深厚的影响。张琳倒是曾经走南闯北，但是此时的他已经放弃了当初的梦想，再一次把根牢牢扎在了他出生的那片土地上。
　　如果用时代的眼光去衡量，张琳无疑是一个失败者。他走南闯北，也曾经做到私营企业的副总，年近五十，却连儿子盖房的钱也没赚到。即便在海子后村，一个并不发达的农村，他的生活也只能说是挣扎，跌宕起伏的生猪价格、变幻无常的风雨旱涝，一次次把他打入谷底，至少在这一年，只是偶尔有微不足道的反弹。
　　文章的开始，作者就记录了主人公的心痛：“张琳从小就不是个很喜欢走亲访友的人，尤其是近几年，年龄大了，儿子也成人了，村里的亲朋好友聚到一起就是谁的轿车是啥牌子的，谁家在哪里买楼了，谁家儿子闺女上什么大学了等等，这些张琳都不具备，也没有谈的兴致。所以他在春节期间并没有多少可以串的门子。”张琳的这一年，就是在这灰色的基调里开始的，儿子领回媳妇，让他感受到的也不是欢欣鼓舞，而是即将面临的沉重经济压力，他颓废地喝了一夜闷酒。
　　难能可贵的是，失落与苦闷、自卑与自怜，在天光大亮时就无声地褪去了，张琳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放下副总的架子，不再出去打工，和妻子安心种地养猪，攒钱给儿子盖房子。忙碌而充实的一年就此展开。从此，面对大舅子突遭车祸、猪价无情下跌、天公不作美庄稼歉收等种种挫折，张琳再也没有动摇过，一次又一次从泥淖中拔出腿来，继续奋力前行。他不再计较面子，在别人嘲笑中，倔强又笨拙地操作着手扶拖拉机埋头耕地。为了节约开支，他与妻子起早贪黑自己砌地基，手忙脚乱、泥水满身。面对生猪成批病死，他坚信：“天没塌下来，日子还得照样过。”
　　张琳的身上有中国农民鲜明的特质，比如强烈的责任意识与义务认同，坚韧不拔的品格，发自内心的善良，以及“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虚荣等，都渗透在他生活的一点一滴中。这些也被作者诚实地记录了下来。
　　当然，张琳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他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农民，曾经是一个年轻的诗人。即便艰苦的体力劳作无时不在消磨压抑他的才华，但那份诗情仍然还会不时涌动。与张琳息息相通的作者，用动人的文笔传神地把这份田园诗情表达了出来———
　　“春雨贵如油，不可有些微辜负，透过绵柔的雨丝看出去，远处近处的田野里，早已有那些披着雨衣打着伞，匆匆奔向农田的农人。”好一幅山村春雨图。
　　“张琳一点不敢浪费上天的恩赐，从地里回来，翻出半袋子尿素，半袋子复合肥，掺到一起，搅拌匀和了，拉到玉米地里，挨棵撒上一小把，还有剩余，就两手捧着，漫天飞舞地扬上一遍。”这是动作夸张的夏日雨后追肥图。
　　“一袭秋雨，满眼的秋色多了份枯黄，张琳栽满各种果树的庭院里，铺满落叶。柿子熟了，红彤彤的像一团炭火在燃烧。疲惫的秋天过去了，初冬姗姗而来。”这是秋末冬初的岁月静好。
　　这些富有诗情画意的描写在文中俯拾即是，而且与晦暗压抑的日常生活有机地融在一起，让我们在挣扎中看到希望，在凡俗中品出令人回味的美感。中国的农村几千年来历经磨难，但是从来不缺失诗篇，张琳固然不是新时代的陶渊明，但他对土地、对自然、对生活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借助家强先生的神来之笔，让他谱写了属于自己的“归去来”。
　　由于叙事的角度，也许有很多读者忽视了一个作为背景的人。但若没有她，张琳也许早已轰然倒下。这个人就是张琳的妻子，家强先生对她的描写，我以为，堪称《田园报告》最精彩的部分。
　　这是一个沉默的女人，面对深处困境的丈夫，她没有过多宽慰，而是默默地用行动维护着丈夫的自尊，操持着家庭的生计。对这种中国传统女人特有的沉默，家强先生描写得生动传神———
　　哥哥车祸，丈夫被迫贱卖猪崽还债。家强先生连用四个“默默”描绘她内心的痛苦，“妻子默默地帮猪经纪把小猪崽弄到车上，张琳从经纪手里接过钱，递给妻子，让她数一数，妻子默默地将张琳的手推开，默默转身，默默回了屋里”。
　　丈夫操作手扶拖拉机耕地不熟练，让村民看笑话打趣，“只有张琳的妻子绝不埋怨，手里拿着一把大铁锨，跟在丈夫后面，一锨锨地将垄子扶正”。
　　夜里突降大雨，她为了让丈夫能够睡一个安稳觉，独自把晾晒的花生堆盖好。丈夫善意地埋怨她不叫一声，她没有埋怨丈夫没早听到下雨，也没有解释，“妻子没言语，只是漫不经心地找出一身衣服换上”。
　　在这颇为不顺的一年里，这个女人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默默地在心里流泪，默默地辛苦劳作，对丈夫不离不弃，几乎是百依百顺。也许几十年来，她一直如此。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她活得卑微可怜，但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女人，与她们的丈夫共同支撑起了中国的乡村。
　　2020年，针对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在各个阶层又引起了一场广泛的争论与探讨。到底什么样的农村才是新农村，新农村应该留下什么，抛弃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想《田园报告》的作者一定很早就作了思考，只是把“找出答案”留给了我们。他描绘的这个样本，虽然只是沧海一粟，但却直指我们的内心，特别是我们这些曾长期在农村生活过，且仍旧没有割断脐带的读者的内心。
　　读完这篇不足百页的佳作，唤起的不只是乡愁，还有挥之不去、萦绕于心的乡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