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峪遗址位于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路街道东海峪村，发现于1960年，东北距两城镇遗址24公里，西南距尧王城遗址16公里。遗址公布面积约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对遗址调查后提出，遗址公布的8万平方米系指中心区域，实际面积应在20万平方米以上。1977年，该遗址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遗址被评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遗址入选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主办、山东省考古学会承办的“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
　　早在1928年，吴金鼎先生在城子崖遗址发现龙山文化，这是由我国考古学家首次发现并命名的史前文化。龙山文化虽然发现较早，但是对这一文化面貌和文化特征的认识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龙山文化的来源和龙山文化之前山东原始文化的面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一直是个谜。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开始不断探索山东龙山文化的源流和年代问题，取得了一些成果。由于受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全国各地凡具有黑陶特征的文化都被称为龙山文化。1959年，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镇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文化类型——“大汶口文化”。经考古学家比对，认为大汶口文化要明显早于龙山文化，但还不清楚两者是不是有直接的传承关系。直到1975年日照东海峪遗址“三叠层”的发现，终于将困扰在考古界的这一学术难题迎刃而解。
　　所谓“三叠层”，是指东海峪遗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期和龙山文化早期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东海峪遗址“三叠层”的发现，首次证明了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的直接传承关系，且两者属同一文化谱系；从发掘出土的陶器形态演变，以及墓葬和房屋关系上都可得到充分证明。“这就不仅第一次找到了这两种物质文化的过渡地层，使我们对这两种文化的断代，以及前者如何具体地过渡到后者等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楚，而且也为山东龙山文化的初步分期提供了重要的地层根据”。这一发现，使山东史前文化研究更加系统化，产生了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的积极影响。纵的方面，它使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衔接起来，形成了中国东部连绵不绝的文化链；横的方面，它为相邻地区同期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可资比较的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除了“三叠层”，东海峪遗址还发现了12座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房址，皆为方形台基式建筑，并且在建房过程中都使用了夯筑技术。房屋主要由台基、土墙、室内地基、灶台、墙外护坡及出入口等构成。这种方式具有抬高地表以起防水、防潮等作用。这不仅是龙山文化地上房址的首次面世，也是史前时期夯筑台基式房屋的首次发现，这一建筑技术后来被作为龙山时代建筑技术的巨大进步而受到特别关注。可以说，东海峪遗址的台基式建筑引领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建筑技术，在整个古代建筑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外，东海峪遗址还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其中尤以蛋壳黑陶镂孔高柄杯堪称一绝。蛋壳陶是龙山文化所特有的一种陶系，因胎壁薄如蛋壳，故名；有“黑如漆，明如镜，薄如壳，硬如瓷”的美誉，代表了龙山时代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其后的历朝历代再也没有哪个时期可以与之相媲美，即便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制陶的能工巧匠也难以仿就。这同时表明，蛋壳高柄杯已经超出饮酒器的范畴，而是作为礼器，象征着死者生前拥有的财富和地位，说明当时社会贫富分化差距已经非常明显。
　　2006年，日照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遗址东南部一处剖面，发现了大量牡蛎壳、海螺壳以及其他种类的贝壳堆积。当时许多学者认为，山东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多分布于胶东半岛，鲁东南并不存在。东海峪贝丘遗迹的发现，说明海洋捕捞应是当时渔猎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填补了鲁东南这一时期贝丘遗迹考古的空白。
　　让我们畅想一下4000多年前的日照，先民们在“因日出初光先照”而得名的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用勤劳的身躯和汗水，创造着灿烂无比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智慧和对美的追求，丰富着史前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由他们所创造的先进文化，无不闪烁着远古文明的光彩，标识着历史发展的轨迹；他们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以上稿件选自《日照历史文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