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来森
　　时间，本是抽象的，可聪明的中国人，却在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为时间界定出二十四节气，如此，就化抽象为具象，将时间具象化了。具象化的结果是：不仅使时间呈现出鲜明的物候特征，而且还赋予二十四节气以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
　　而刘学刚的《中国时间》，就是对作为时间标志的“二十四节气”的解读。
　　刘学刚的独特之处，在于写物候特征，不是笼而统之地去写，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体验，以鲜明、具体的细节写出。他写一个节气到来之后：泥土的变化、草木的变化、虫鸟的变化，写节气在农业生产、农民身上呈现出来的变化。他甚至把观察物候变化的视角，触及自己所到的某一个校园、自己亲手种植的一畦菜蔬、自己亲手栽植的某一棵树木，如此，从一小的视角切入，小中见大，以达“见微知著”之效果。
　　刘学刚的更为独特之处，还在于把物候特征，同“乡情乡思”结合在一起，这并非是观察视角的狭隘，实在是刘学刚“刻意为之”。他写家乡的一座山、一块地、一道岭、一条河，一草一木、一花一果，书写它们在不同季节里，所呈现出来的美好景致，字里行间，都流淌着对家乡的爱，对家乡的情——— 真可谓“情之所至，一往情深”。
　　著名作家王祥夫先生，在其为《中国时间》所作的“推荐语”中，说道：“刘学刚在每个节气到来之时，在乡村，观察植物生长变化和动物活动，开荒种菜，并写出了这部《中国时间》。”这提供给我们关于刘学刚“体验”的更为深刻的启示：这种“体验”，来自肉身，更来自心灵的感悟。
　　而这份“感悟”，则重点体现在刘学刚对二十四节气的文化、民俗认知上。
　　刘学刚在感悟二十四节气时，首先注重的是“文化记载”。例如，对《礼记·月令》《逸周书·时训》《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等书籍内容的引用。述惊蛰，曰：“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蜇虫惊而出走矣。”述霜降，则曰：“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这样的“文化记载”引用，书中很多，它们，大多是官方的表达，是建立在淳朴甚至简单的科学依据上的，是先人智慧的结晶，因此，就不仅具备一定的科学性、权威性，而且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从而使得《中国时间》一书，有了一份特别的严肃感、厚重感。
　　民俗，是民间百姓，对物候现象长期观察，所积累的经验的总结，或者表现，可以说，它是民间智慧的结晶。刘学刚在阐述每一个节气时，都大量引用了民间俗语，或者谚语，以之证明某一个节气的“季候特征”。例如，“立春晴，一春晴”“七九八九雨水节，种田的老汉不能歇”“九尽杨花开，农活一齐来”“立夏栽茄子，立秋吃茄子”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俗语、谚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凸显了“季候变化”同农业生产的关系，而对这些关系的阐述，实在也是对农民智慧的一种张扬，一种讴歌。
　　述“民俗”，刘学刚还抓住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美食。与季节相呼应，每一个季节，中国人都创造出了相应的美食，这与“医食同源”有关，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有关。很多美食，是众所周知的，刘学刚自然述及。但刘学刚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抓住了一个“野”字——— 草野之美食。而这样的“草野美食”，似乎更民间化、民俗化，更能彰显一个季节与乡间百姓的关系。
　　例如，立夏之后，他就写到了“地皮菜”。“地皮菜，也叫地衣、地木耳等，单是这样的名字，你就能看出它的草野性，但它却是一种真正的“应季节而生”的美食。“它形似木耳，黑里透绿，一朵朵一团团附着在草棵上”，可凉拌，可热炒，可煲汤，“滑腻鲜爽，脆嫩甘香，实为菜中稀有之品”。
　　物候、民俗、文化，有机融合，从而打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得人与自然，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境地。
　　《中国时间》，是一部非虚构性作品，但它毕竟是一部“作品”，因此，就具备了很强的文学性，呈现出亮丽的文学语言之美。
　　这，得自刘学刚对古今中外经典名著的引用和阐述，特别是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运用，每一次“引用”都是紧扣某一季节，让那一季节的特征，华彩生辉；更得自诗人出身的刘学刚的特异的联想力和想象力，语言中，大量运用比喻、博喻、通感等表现手法，使得文章语言，汪洋恣肆，生发出强大的张力，从而，也就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据《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