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明晓
　　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介绍自己是某镇某村的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那是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乡镇，至今和镇里的一些老同志还偶有联系，但这个人我却记不起来了。直到对方报出了自己父亲的名字，我才知道来电者是谁。我问他是不是接父亲的班当了支部书记，因为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父亲是村党支部书记。他说不是直接接父亲的班，这中间隔了两届。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情况，也就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应承着，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便挂机了。电话虽挂，但思绪却没停，因为这个人曾给我留下了一道“思考”题，而且这一“思考”就是二十多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乡镇工作。有一天晚饭后，在镇党委大门口被一位年轻人拦住。这年轻人自报姓甚名谁以后，就说他们村“两委”班子太软弱，工作抓不上去，村规民约形同虚设，各种歪风邪气盛行。主要原因就是村党支部书记是个老好人，没魄力。他自荐要当村党支部书记，如果党委批准了，他就有能力有办法改变这一状况，保证把各项工作抓上去，决不拖镇上工作的后腿。我问这年轻人凭什么就能改变目前的落后状况。这年轻人很痛快地回答说：因为我是痞子。这样的回答着实让我一愣，痞子不就是地痞无赖吗？我没有再理会这个年轻人。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痞子，而且还将其作为当干部的条件？这是政治生态问题还是这个年轻人个体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题目。第二天，我到这个村找村党支部书记说了这件事。这书记立即大光其火，原来这年轻人就是他的儿子。
　　其实，痞，其本意是一种疾病，汉语辞典解释是，旧时指经久不愈、腹有痞块的疟疾。现在通常是指流里流气、恶棍、流氓、无赖之类。如果一定要给痞子下定义的话，大概有四种特性：从社会的角度看，与传统的流氓无赖语意相似，道德和规矩的意识淡薄，羞耻和尊严的界限模糊，是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从文化的角度看，没有明确的世界观和清晰的价值观，视人生如游戏，玩世不恭且自甘堕落。从行为的角度看，最大特点是不正经，脸皮厚，说话油腔滑调，粗话脏话不分场合张嘴就来。从心理的角度看，缺少敬畏感，表现为天不怕地不怕，胆大妄为不计后果。从这些特性上看，痞子虽然不是十恶不赦，但其对社会的破坏性和腐蚀性也不可低估。
　　我最早知道痞子这个词，还是在读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毛泽东当时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针对国民党右派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把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员都说成“痞子”。毛泽东认为，多数农会办事的人是好的，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笼统地骂“痞子”是不对的。这里虽然没有单独讲什么是痞子，痞子都干了些什么，但各界人物对痞子的看法是很清楚的。有国民党右派的看法，有农村士绅的看法，有党内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看法，也有党内正确路线代表人物的看法。但不管是谁在看，从哪个角度看，痞子都不是正经人，不代表正面形象，对革命事业有害，其行为是必须禁止的。
　　令人费解的是，如今这痞子似乎成了标明身价的香饽饽，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曰“痞子文化”而名声大噪，并伴有“我是痞子我怕谁？”的宣言。很多痞子冠名的人物也闪亮登场，例如痞子诗人，痞子作家甚至痞子官员等等。作家王朔就被推为痞子文化的代表人物。在他的作品中，什么“我是流氓我怕谁”“千万别把我当人”“我们是一群俗人，只知饮食男女”等，在骂人的同时对别人说：你千万不要与我一般见识，我不是人还不行么？这些自我贬损和嘲弄的文字，真的痞性十足。有评论认为，王朔小说的确存在把痞子神化的倾向。
　　如果这种痞子文化仅限如此范围并不可怕，文化人嘛，喜欢的就是标新立异。但问题是这种文化已经渗透于政治生活的领域。网络上流传一部关于痞子的小说，主人公曹尚飞爬过寡妇墙，听过领导床，调戏过女领导，还差点进了铁窗，但他最终化腐朽为神奇，成为一个让人瞩目的权柄人物。当然，曹尚飞是虚构的，但他也一定来自生活。我们在现实中确实也会看到一些官员尽显痞子风采却能路路皆通。有一位朋友评价他单位领导是喝酒、打牌、骂人说粗话；有胆量讲义气、哥们多能办事，算是一个不错的痞子。看看，还真有点“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意思。
　　这几年人们喜欢说文化，什么酒文化，食文化，妓女文化等等不一而足，但痞子成为一种文化进入政治层面，值得警惕。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党要管党的逐步深入，那些令人担忧的痞子及痞子文化也会离我们远去。我也希望，当年那个想以痞子为条件当书记的年轻人，在几十年之后，已经成为远离痞子，受群众拥护，能带领乡亲们致富的、真正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