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绪海
　　近读《马云对话稻盛和夫》，文中稻盛和夫说，“我认为我是比较幸运的，我本身也没有什么才能。”——— 一个40年间创办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人，这么看待自己的成功，这种说法无疑是非常谦虚的。
　　而马云听了这话又有何感想呢？他认为稻盛和夫说出了“他心里想表达的”！
　　他说，“我觉得自己也很有运气，我考了两三次重点中学也没考上，考大学考了三年，找工作八九次没有一个单位录取我。从各方面来看，我不像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无论长相、能力、读书都不见得是这个社会上最好的。”当然就是这样的一个马云，因为“运气好”，也非常成功，稻盛和夫评价马云的公司说，“你的公司，阿里巴巴搞电子商务非常成功，也非常出色。”
　　这段对话，因为是两个成功人士讲的，我们当然会真诚地认为，他们是因为谦虚才这样说。
　　马云也好，稻盛和夫也罢，他们的成功当然不仅仅因为运气好，他们能有今天，肯定有其过人的一面。我们谁也不会否认他们是很有能力的人：他们对市场趋势有着与众不同的判断，他们面对挑战始终不妥协不放弃，他们付出了常人所没有付出过的努力。
　　不过，我个人认为，这段对话也并非仅仅是客套话。
　　这两位历史上少见的商业天才，应该是发自内心地认为，他们能有今天的巨大成功确实有幸运成分，否则仅凭个人单打独斗，无论他们多么优秀、多么聪明或多么拼命，都不可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的业绩。
　　这份幸运，实际上与马云和稻盛和夫所处的大时代有关——— 时势造英雄，任何英雄的产生都离不开产生他的历史背景。如果换一个时代背景，那么成功的就不一定是马云和稻盛和夫了。
　　有一次听北大讲授讲北大历史，当他谈到蔡元培时，是这样说的：如果蔡元培早到北大十年，或者晚到北大十年，蔡元培和北大都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成就。蔡元培能够成就北大，是因为历史选择了蔡元培，他只有在那样的时空下，才能创造出北大一时的辉煌。一旦离开这个大背景，比方说让蔡元培今天到北大当校长，他和现在的北大校长也许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不一定比现在的北大校长干得好。
　　前些年流行乐坛上出现了一大批“草根明星”，如李宇春、“大衣哥”等人，这些人都获得了空前的商业成功。他们的成功当然有他们个人努力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大环境使然：谁能说李宇春的胜出、“大衣哥”的走红，在某种程度上不是草根民主的结果？没有草根选秀活动，这批人是不可能这么大红大紫的。
　　所以，马云和稻盛和夫的这段对话，实际上也说出了一个大实话：一个人的成功有其必然的一面，也都有其偶然的一面，用“幸运”来形容并不夸张。
　　另一方面，两位商业巨子能够正确看待自己的成功，没有把所有的功劳都记在个人头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比如，稻盛和夫认为他“成功的根源在于有很多人支持他”；而马云认为他有运气走到今天，是因为他“可能是看懂了人性”，就是“把自己不好的一面控制住，把美好的一面放大起来”。
　　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很多小获成功的人，没有做到正确地看待自己，而是变得十分膨胀，自以为他们的成功完全是其个人努力的结果，从而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听不进一点反对意见。
　　事实上，大部分企业的成功，是因为它顺应了大的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且受惠于某些临时的政策，才一夜发达的。这种发达与经营企业的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相关。起决定作用的，其实是人们常说的那句话，“站在风口上，猪也会飞起来”。当然不是每一头猪都有站在风口上的幸运，但是每一头飞起来的猪，都应当对自己的成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否则，它会死得很难看。
　　我们的身边，同样不乏这样的失败案例：“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表面上看，这些企业的失败不是因为老板和员工不努力，而是他们时运不济，仿佛国家出台一个限贷政策就让其一夜破产了。事实上，这些突然倒闭的企业，往往与企业负责人过分膨胀、且缺少自省能力有关，他们的不幸并不偶然。
　　马云和稻盛和夫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每个人在小获成功之后，都不要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只有这样，幸运之神才不会早早地离我们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