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君
　　李白将汉武帝时的东方朔，视之为生存参照。东方朔“隐于朝”这一飘逸形象，主要根源于后世士人的想象与美化。李白当然更是将其理想化了。
　　东方朔满腹经纶，却慎言安邦治国。他滑稽多智，善于自嘲，看情况必要时亦发发疯发发狂，有时还斗胆嘲弄一下虽重臣亦绝不敢嘲弄的皇上。班固称其为“依隐玩世”“滑稽之雄”（《汉书》）。东方朔擅长察言观色，他拿捏得很准———以皇上开口笑为最高原则。只要皇上笑了，就不但安全，还可能会有好处。武帝刘彻将东方朔从“待诏公车”提拔为“待诏金马门”，低级弄臣熬成高级弄臣。刘彻有个癖好，喜欢以侏儒养马驾车，喜观侏儒为戏。看来，身高的巨大落差，竟产生了娱乐价值，给一代雄主带来不小乐子。东方朔曾不惜以激怒侏儒的方式，诱使皇上给自己提高待遇。入宫前的东方朔向皇上自荐时，极力突出自己身高优势。待供职宫中后，精神深处始终以“侏儒”把门。看到公孙弘、汲黯那类荣耀重臣，东方朔心有不平，但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只要你“谦虚”成侏儒，撒个泼打个滚也是安全的。进了皇宫，却不肯改造自己，还要求权贵视己为超人，老作大鹏欲飞之状。这是李白那类傻子才会干的事。
　　武帝喜侏儒，玄宗爱斗鸡。玄宗与武帝精神基本同构，李白与东方朔精神基本不同构。不自觉矮化为侏儒，金马门不是那么好隐的。
　　李白还常以蜀人司马相如为参照。李白亦将司马相如理想化了。
　　同为刘彻文学侍臣，司马相如宫廷地位远高于东方朔。自少至长，我曾屡次企图对司马相如那极尽夸饰铺排之能事的大赋一探究竟，徒然受刑一场。司马相如的灵魂只能在那正确又暧昧、亢奋又空洞的吓人大赋里安身，无力跑到旷野，也难以进入我等灵魂。豪气干云大架子之下，燃烧的是一团莫名其妙虚火。挠痒痒式“微讽”精致点缀其间，又分明是挂文人羊头卖皇家狗肉。大赋精神本质不是大，是“侏儒”。
　　霸道权与幽默权基本一致。大人物的随意言行往往皆会被视为幽默得不得了，皆能引来阵阵喝彩。司马相如之流，终生不敢亦不能摆脱精神侏儒状态。自觉的侏儒明白，以侏儒方式撒娇乃至发点狂皆无不可，但妄想自己是英雄，拥有随意幽默权，那就错了。若能进入自觉侏儒状态，是能被赏赐一些权力的，包括某种“发狂权”。
　　李白灵魂，漂泊旷野，遨游宇宙，在宫廷中必为异类。李白以为，玄宗最低限度要给他司马相如、东方朔的宫中地位。这显然不可能。因为李白不可改造，难以修成弄臣心态。不乏浪漫精神的玄宗，大约亦不想费劲把大唐最鲜亮才子“弄”成弄臣。
　　唐人尚狂。大唐之大，于此亦可见一斑。可能出乎大多数人感觉，杜甫就相当狂。杜甫尚狂有渊源。杜甫有一个以狂闻名的狂祖父杜审言。大诗人杜审言因狂吃过不少苦头，却狂性不改。杜甫继承祖宗衣钵，自称“狂夫”，年老后竟发此狂言：“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杜甫《狂夫》）狂杜甫眼里，李白却是“佯狂”。“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杜甫《不见》）这是杜甫写李白的最后一首诗。此时李白陷李璘案，离人生终点已不远了。李白是真狂，真狂还不行，还需“佯狂”，狂上加狂，所以杜甫说“真可哀”。杜甫内在精神相对拘谨，其狂态倒有较多做样子性质。
　　贺知章亦以狂闻名，晚年自号“四明狂客”。状元出身名满天下的贺知章，行走宫廷达半个世纪，皇室近侍，身居要职。他获得了朝野一致尊崇与喜爱。李白被逐出宫这年，86岁贺知章因病自请度为道士，致仕还乡。玄宗及要人纷纷以诗赠别，皇太子率百官饯行。算是最有福气大唐诗人。贺的狂是圆融老辣、深谙世故的狂，是张扬自我不犯他人的狂，本质上亦是带几分侏儒自觉的狂。贺知章诗作呈现出柔和圆润轻松气氛，表明他这个狂夫与环境达成了默契，与这个世界已是一团和气。之所以不忘张扬他的狂，是因他不甘与众人划等号。
　　（连载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