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次想说说李崮寨的回乡知青。
　　按那时候的政策划分，农村的学生毕业后再回本村参加劳动的，属于回乡知青。
　　“文革”前的回乡知青在农村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上世纪50年代赫赫有名的邢燕子、董家耕不都是回乡知青吗？
　　只不过60年代末的那场知青运动规模太宏大，场景太壮观了，千万的城市知青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了农村。所以，就把回乡知青的光芒给遮住了。
　　说起李崮寨的回乡知青，那必须先说到刘太臻，这个人是绝对绕不过去的。
　　1958年，党中央发出了“文化上山”的号召，各地方政府大办学校，各类夜校、扫盲班、文
　　化速成班在神州大地四处开花。
　　虽说李崮寨只有十二户人家，但为了不留盲点，所以上级也在李崮寨办了个学校，于是便给李崮寨派来了公办教师。
　　李崮寨地处深山峡谷，条件太艰苦，实在是留不住人，上面陆续地派来了三个教员，最后一个也没留住，全都撒丫子溜了。（这些在农村长大的教师，其吃苦精神还不如我们城市知青，我组的赵云兰、张则和，在大峡谷里战天斗地整五年。）
　　李崮寨那时的队长是刘太臻，他看到公办教师走马灯似地换，忍不住拍案而起——— 求人不如求己，他立誓自己教书办学。
　　从1958年到“文革”前的八年里，刘太臻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神话，其故事情节比古人武训更传奇。当年的太臻叔一个大字不识，愣是每天来回14里山路，去山外的学校里学上10个字，回来传授众弟子。
　　这一坚持，就是八年整。
　　太臻叔办学的故事，这里就不多说了，各位如有兴趣可去“知青岁月”栏目里翻找《太臻叔办学》一帖。
　　房安经、房春经、段德利、房保英是刘太臻办学时的第一批学生，这四个人都是68届的回乡知青。
　　房安经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李崮寨人。起因是我插队的那天，刚下过大雪，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苍茫大地，雪山连着雪
　　山。所以，队里派房安经去
　　公社接我回村。
　　房安经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为人谦和，话语不
　　多，从公
　　社 到李崮寨的二十多里山路上，他几乎是一路沉默。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发现房安经很能说笑。在村里他最喜欢和红花嫂子开玩笑，那玩笑是荤的素的一起上。有时，红花嫂子不耐烦了，便抓住他一顿臭揍。这时的房安经啥本事也没了，不是连连告饶，就是抱头鼠窜。不过，房安经屡教不改，逮机会还是耍贫嘴挑衅人家。
　　不知怎么的，房安经不参加村里的文艺宣传队，也不来凑热闹。要知道，当年我们的知青宿舍是全村青年的俱乐部，每当夜幕降临时，全村的青年便聚集到知青宿舍，吹拉弹唱说说笑笑，喧嚣声能把屋顶掀翻，连村里的大嫂也抱着孩子来看光景凑热闹。
　　房安经不知跟谁学得一手好字。
　　记得是1969年的5月间，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村里许多社员家出现了困难，于是生产队决定卖柴脱困。买家是邻县的某个大队，他们自派劳力进山收购，买卖交易就在李崮寨的后山沟里。
　　为了公平起见，由买卖双方各派一人负责过称，并由双方的会计分别记账，最后再共同核对结算。
　　那时的乡下没有磅秤，称重物时都用那种很大的杆秤。“称系”用粗铁丝弯成，大杠子往里一插，俩人杠子上肩后喊一声“起”，那一大捆木柴便稳稳地离开了地面。随后，有一人拨动秤砣，得出秤杆上的读数。
　　不过，这活得有个子比较高的来做，个矮的人站起来，那捆柴火还没离地皮呢，你还怎样操作？所以，队长房守祥便指派我来做这事，并安排房安经负责记账。
　　在买卖的计量问题上，买家卖家绝对不是一个心眼，买家总希望将秤杆抬高，而卖家却希望秤杆越低越好。
　　在这问题上我大搞本位主义，不顾老队长“称高点”的一再提示，我吹胡子瞪眼，强行将秤杆压得低低的。结果，被老队长“罢免”，要我接替房安经记账。
　　我满肚子的不服气：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就知道温良恭俭让。虽说心里不服，但也只能从命。当房安经交给我账本时，我心里暗自一惊：这字写得真棒，老辣、成熟、流畅，弄得我羞于往账本上涂我那“螃蟹体”。
　　写这草文的时候，我又细细琢磨了上面的“收据”，图中的0.30前面的“0”，房安经给写成了实心的0，很像@，这是很专业的会计手法。但据我所知，房安经并没受过正规的会计训练。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善于吸收、善于学习的人。
　　房安经从少年时，就显露出善于学习的一面。
　　早在“文革”前，刘太臻发愤办学，集校长、主任、数学、语文等教务于一身。教学生作文的时候，刘太臻根本就不懂文章该怎样写，更不知“主谓宾定状”为何物。但刘太臻自有他的高招，他告诉学生“作文没啥了不起，你平时怎样说话，你就怎样写”。并让学生在地头休息时，去记录社员的对话，以此作为写作的素材。
　　奇迹，都是由不服输的人创造的。不管你信不信，神话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显现了——— 房安经用刘太臻传授的方法，1963年夺得了全县作文第一名，并被拿去省里参展。不过，房安经的“善于吸收”也有受到批判的时候。（未完待续）